王福重
这几天，最吸引眼球的财经新闻，应该是最新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关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演讲，并与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激辩”。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上有开创性研究，笔者最感兴趣的也正是他关于中国贸易顺差、比较优势以及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析，以及就此话题与中国学者的争论。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中，出口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表现之一，就是年复一年不断增加的外贸顺差。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渐次放缓，与出口的两位数下降，有着绝大关系。也算是幸运，我们终于意识到，过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相应的巨额外汇储备，并非好事。
我们看到，一些专家，把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归咎于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人花钱的大手大脚（边际消费倾向过高），不储蓄。而克鲁格曼却认为，美国近年奉行的低利率政策以及美国人大把花钱，不是问题的症结，真正的原因在于人民币紧盯美元，特别是当大量资本已经流入中国境内，仍然实行这种紧盯政策。
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有其内在的原因和依据，并非针对某个国家。至于美国人大手大脚，当然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的原因。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其他国家拼命想把产品送到美国，也是原因之一。一个巴掌拍不响，出了事情，反求诸己，才是该有的态度。
克鲁格曼相对温和，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高调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他的看法，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如果汇率不是真正市场化的水平，处于均衡的位置，而是扭曲的，就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因为扭曲的汇率，向自己、向贸易伙伴，传递的是错误的消费和投资信号。
也许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此大的贸易顺差是经济内在的必然，还是有意为之？国内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因为我们在制造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所以，出口多，进而顺差多是必然的。但是，对比较优势理论最有发言权的克鲁格曼却反驳说，比较优势仅仅决定了一个国家大体出口什么东西，却并不决定出口的量！此话似有醍醐灌顶之感。基于此，克氏委婉地说，一个处于发展中的相对贫困的国家，对世界输出这么多资源，是“不多见的”。我的理解是，尽管我们生产某些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但如果不赚钱，就没有必要出口。比较优势，不是说生产某种东西的直接成本比别人低，而是机会成本比别人低。我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便宜，机会成本也不高，但是，土地以及其他资源（如稀土资源）并不便宜，而环境恶化的代价就更大，综合计算，我们因为出口而放弃的价值，即机会成本已不再低，与贸易伙伴相比，差距在明显缩小。而赚钱的含义，是能够补偿所有的机会成本。
所以，除了比较优势，我们追求大量出口，以及外贸顺差，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追求GDP规模。净出口是GDP的一部分。现在出口增速急剧下滑，外部需求恶化，即使我们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手段，再怎么控制成本、降低价格，外国人还是不买。洋人不是嫌你东西贵，而是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严重不平衡，需要减少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增加GDP？很简单，让进口增加得更慢，而这正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意识问题了。
大家都说要增加内需，这也确是解决外贸顺差过大积弊的良药，克氏也有此意。但是，增加内需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有根本性的调整。首先就要遏制追求经济规模的冲动。有人很喜欢说中国GDP已经世界第三，要不了多少年，就是第一。GDP统计中的水分，就是一些地方攀比的结果。这种情结，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消失，反而越加强化了。实际上，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方，都有些“沾沾自喜”。说得通俗点，无论是供给国内，还是全世界，我们的生产早就不是问题了，问题是如何让老百姓有钱买。
当前世界最关心的话题，是中国经济能否率先走出困境？与一边倒的意见不同，克氏似乎有些“看空”。他认为，美国经济、欧元区经济和中国经济，各有千秋，谁能先走出低谷，不好判断。这话的背后的意思，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体会出。确实，如果不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永久性收入，不给予民营企业平等的待遇，不消除就业中的制度性歧视，只靠“短期性的刺激”（克鲁格曼语）我们哪里能高枕无忧。有意思的是，在克氏说这些话的同时，有“投资大师”之称的索罗斯周一却表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趋势正在缓解，他预言，亚洲将最早从危机中走出来，而中国更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克鲁格曼讲话一向不怎么中听，不管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他概不奉迎。经济形势如此严峻，至少我更愿意相信克鲁格曼的话，而不是索罗斯。我们需要克鲁格曼式的冷峻。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