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愿景不是现在许下的，但却是现在作为国家战略明确的。于是，香港和上海的关系就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回头看西方的经济发展历史，金融中心的出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历史结果。伦敦和纽约是如何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答它们是怎么变成国际大都会的？当今世界上有专门的学者在研究大都市的兴起，相信应该可以给出答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都会都成了金融中心：巴黎就不是金融中心。
要解释在西方为什么只有纽约和伦敦成了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必须从美国的经济崛起的历史中寻找原因。毫无疑问，伦敦是最早的金融中心。但后来纽约的崛起取代了伦敦，成了世界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可是，银行、资本市场等金融的发展，英国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那些规则、合约、监管以及法律，都是在英国形成的。在纽约崛起之后，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到了纽约，但基因却是英国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强大，美元终于取代了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纽约也随之取代了伦敦，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
于是，当美国经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的时候，构成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就三样东西：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基因。今天，伦敦再度成为与纽约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英镑，而是因为美元在欧洲的扩张。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为伦敦再度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机遇。
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也是战后亚洲能兴起一些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原因。在伦敦金融城最近调查发现，除了纽约和伦敦之外，被认为是金融中心的城市当中，只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排名最靠前。在这些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城市里，为什么是新加坡和香港而不是东京？很简单，新加坡和香港具备这三样东西，而东京几乎一样都没有。也就是说，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与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之所以是同一模式，就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基因条件。而且由于基因的原因，这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易动摇。一旦金融的发展越来越依赖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金融中心就有了一个模样，或者叫模式，不容易发生变异，这叫做“路径依赖”。
也许有人会说，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类英美式的金融中心模式之外，最近十多年来，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小的离岸金融中心，如卡曼群岛、冰岛、爱尔兰等。这些地方近年来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非常活跃的离岸集散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们的超国民待遇，过分自由的政策。所以，严格说来，他们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而且，这样的扭曲做法，正在受到谴责和打击：G20伦敦会议曾把他们列入了未来的黑名单。
那么，上海未来能否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要看我们希望定义的上海金融中心将是什么模样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伦敦、纽约、新加坡和香港那样的金融中心，那么上海在未来要赶超或者取代香港和新加坡可能事倍功半，因为我们的基因缺损。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上海虽胜于东京，但抵不上香港和新加坡，以目前上海在中国内地的局限条件，这个基因不容易改变，但上海仍然可以在金融上有很大作为。所谓赶不上他们，只是说，即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上海在可预见的将来最多能在金融中心排行榜上的位置向前移动一些，比如从35位提高到30位或者25位而已。
以我的看法，上海未来的金融中心地位的设想是一个颇有浪漫色彩和想像力的事件。站在历史的坐标上，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崛起将是自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经济历史的“大转移”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的兴起可能与纽约的地位的兴起非常类似，而且在历史上同等重要，因为这可能是第一个来自亚洲的、真正可以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与纽约相提并论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经济学家早就预测到，全球经济重心在21世纪上半叶必定向亚洲转移，并且中国必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对这样的事件发生，现在学界几乎没有争议。而只有这样的大转变，才能改变金融中心的基因，才能在亚洲出现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机会。
中国的世纪、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人民币的国际化和美元的衰落等等都将是上海出线的机会。所以，把上海打造成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人民币的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这句话，看上去是谦虚和谨慎之辞，实际上则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