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

　　独立撰稿人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有什么需要掖着藏着，纳税人也有权知道政府到底怎么花钱，所以财政理应透明化和阳光化，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教授的一个大会书面发言，却是“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今年“两会”，蒋洪教授公布他所做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调查报告结果，让人很失望：接受调查的30个省份中，算得上合格的只有一个省，大部分省份对本该公开的信息拒不公开。这委实让国人很纳闷：财政透明为什么这么难？

　　各省为什么不愿公开财政的细化信息？“保密”是一个“理由”，但这大概不会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看一个例子就能明白，比如说“跑部钱进”。众所周知，“跑”是带“包”的，这个“包”不可能是地方官员个人掏腰包，自然是地方财政埋单，假如财政透明，它就可能没有遁身之地，因为不可能冠冕堂皇地摆上桌面，让人大、政协代表审查通过。财政不透明，实际上有利于有关人员操作。

　　明清两代，“部费”大行其道。各朝皇帝都厉行禁止，但实际上禁而不止，皇帝圣旨成了空文。“部费”为何盛行？雍正三年（1725）一位官员将之分析得很透彻：“文武大员藉部费之名，其中有益于己者亦为不少。又兼各衙经承以及跑京送部费之家人，不无以少报多之羡余。有此层层剥削、处处分食情由，所以此弊一时不能尽除，始有凡事不讲部费，事不能完结之语。但思此项银两，虽出于属下，而究其实，则文官未免设法取之里下百姓，武官则科派队伍兵丁。”（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贵州大定总兵丁士杰奏折）

　　从该官员的分析可以看出，地方官员进京送“部费”，不仅不需要自己掏钱，而且“有益于己”。从文官系统来说，送给中央衙门的“部费”常常是布政司（类似省政府）筹集的，而筹集的办法是摊派，摊派一层一层下去，最后是老百姓埋单，因为基层官员不可能自己掏腰包，只能是“设法取之里下百姓”。对于武官系统来说，“部费”要么是“科派队伍兵丁”，实即截留应该给基层官兵的饷银，要么是“吃空额”，即没有兵丁，捏造人名去冒领饷银。

　　各级文官和武官“藉部费之名”筹得资金，但他们不可能把向下剥削得来的钱全部上交，而是截留一部分归自己。而对于办理此类事务的“各衙经承”，以及“跑京送部费之家人”，他们自然也不会白干事，他们通过“以少报多”的方式，可以获得诸多“羡余”。

　　这样，最终是“层层剥削、处处分食”，相关的人都有好处。所以，“部费”之所以难禁，根本的原因是“处处分食”，在“部费”的利益链条上，没有哪一个人愿意让其处于阳光之下。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情由”，从皇城到地方，官员们势必对禁止“部费”的圣旨消极抵制，“所以此弊一时不能尽除”。

　　从历史经验来看，财政不能透明化和阳光化，真正的理由可能是有利于腐败。财政透明化和阳光化，有利于反腐败。为了遏制腐败，必须使财政透明化和阳光化。

　　为了反腐，中国政府想尽了办法。据4月27日新华网报道，今年2月27日甘肃省预防腐败局挂牌。该局被认为是全国首个省级预防腐败局，既然是“首个”，想必各省会陆续成立，而成立预防腐败局对反腐的效果还有待检验。实际上，最好的反腐办法是让财政透明并受到有力监督，因为腐败的目的不过是为钱财，财政透明之后腐败就不容易了，至少是腐败成本大幅提升。从实际效果来说，或许它比成立预防腐败局更有效，因为它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而不是简单地加强查处力度。

　　因此，财政透明不仅是政府履行保障公民对财政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要求，也是反腐败的利器。据蒋洪教授项目组的研究，日本大阪府、美国纽约州等地的政府财政信息非常细致，“比如日本，细致到具体单位的一把手招待费有多少，在哪里用餐、跟什么人用餐、吃的东西都一一列出”。当财政透明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任何猫腻都已经不可能存在，或者说就能让所有可能的贪污腐败都暴露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