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晓舟
国务院最近明确了上海“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性”。部分人士质疑, 上海、香港和北京是否会在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上“开战”? 对此,上海并购俱乐部秘书长费国平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金融中心的看法是武断的,上海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道路上,首先要寻求与北京、香港的优势互补,三地联动打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才是“国家之幸”。
记者:您认为上海在建设国际中心道路上,与北京,香港处于何种关系?
费:上海代替不了香港,也取代不了北京的金融中心地位。基于金融地理、区域经济理论或者金融时区等观点,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时区只能有一个国家级、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我认为这种结论有点武断。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各个城市的优势,一个国家内会存在多个不同量级的金融中心。而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和经济结构决定了多金融中心或金融中心和多金融城市共存的格局。
从全球看,纳入国际金融中心评级系统的金融中心全球有很多,一个国家也可能有多个。比如说,美国有纽约还有芝加哥。
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金融中心聚集的要素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标准化的交易和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参与交易,也可以在全球范围进行产业分包。只有一些资产管理业务和大宗投资、并购等另类交易,才对机构聚集有较高的依赖。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基于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现状和全球金融市场反思的角度,结合中国的现状,整体思考。
记者: 您认为上海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道路上,有哪些地方需要北京和香港来形成“合力”?
费:上海的金融市场基础,香港的国际化条件,北京先天的金融优势,合则是中国之幸,争则是整个国家总体福利减少。从各个城市的发展角度,京沪港相争,无论从提升中国金融整体竞争能力的角度,还是从金融消费者角度看,渔翁都不是这其中的任何一方。
例如,按照几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评价排名,香港排名始终都在前五位,但是香港金融市场的规模却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差甚远,比如在香港上市的外国企业非常有限。这说明,即使各项指标达到了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水平,不等于就是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支持的市场。当前,中国面临巨大外汇对外投资的需求,全球存在巨大的筹资缺口,香港和上海应当通过形成统一市场,承担起这个重任,对此,香港和上海都任重而道短。
从北京角度看,只要中国金融体制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北京必将在今天的基础上不断前进。
而从上海角度看,上海目前的法治环境、金融市场功能和金融基础能力,一段时间内,还不能满足“引进来、走出去”和管理巨额外汇储备等全局性需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金融战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当在更高层面上,通过行政和市场两种手段,打破市场分割现状,推动上海的金融市场与香港和北京,形成完整的国际金融中心市场。
记者: 您认为三地应该通过何种途径进行优势互补,打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呢?
费:分割的市场缺少竞争力,并导致资源错配;过度集中的市场会形成垄断,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也不利于形成竞争力。全球交易所市场在近年,为了打破市场分割,提高市场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发生了众多并购事件。例如,纽交所并购欧洲联合交易所,美国洲际交易所并购纽约商品交易所,欧洲联合股市由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三个交易所合并成立。
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加快整合步伐,通过市场化方式,尽快推动上交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合并,将深交所和香港创业板合并,将港交所股票债券之外的衍生品和期货功能与上海几个期货交易所以及全国其他的期货交易所合并,推动上海和北京货币市场整合与联盟,推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与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全国的产交所合并。
通过这些合并,通过香港和上海两个市场使用国家外汇储备。这里有个前提,就是香港和上海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特别是香港的市场,要主动出击,发挥自身的优势,吸引其他国家的企业到香港发行股票、发行债券。
记者:其实,在一定意义上,除了上海、北京和香港,很多其他城市,比如天津、深圳也在谋求金融产业的发展,按你的观点,深圳、天津、重庆等城市是金融中心吗?
费: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主要靠银行贷款,包括一些商业银行在内,都是按照行政区划构建的分支行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北京自然成为大额、大部分信贷资金的管理和决策中心,各省会城市自然成了各分行在行政区划内决策并调度资金的中心城市。各省会城市同时也是大部分优势资源的聚集地,资金聚集和决策、管理中心。一些区域城市由于实体产业发展较快,也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我认为,这些城市,无论是否叫作金融中心或者金融城市,客观上它们都为资金从供给者转到需求者手中提供了交易服务功能。
京沪港形成功能互补的国际金融中心市场,与其他城市和区域的金融中心在层次和规模等量级上形成梯度关系,构成中国统一的金融市场。
记者:你认为各城市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或者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费:目前很多城市都在推动金融中心建设,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决定了这种需求的客观存在,但是,各城市的金融中心应当在规模、层次和功能上找准定位,不能一哄而起,通过税收和财政补贴等措施,争夺金融机构和人才落户,大兴土木,为发展地方金融构建 “工事”,这些简单将制造业“筑巢引凤”发展理念和模式,引入金融领域,靠牺牲未来争夺资源的做法,忽视了金融业轻资产运行的本质特点。
我个人认为,在发展地方或区域金融中心时,不能简单用国际金融中心的结果评价指标作为指导路径。这种从结果出发的做法,必然导致拔苗助长,背离金融本质的可能出现。应通过发展实体产业、调整经济结构,并根据金融需求预期,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城市。要从为金融创造服务需求出发,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催生金融需求,完善金融业发展必需的基础条件和环境。金融能不能发展的根本,在于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实体经济能不能形成竞争力,取决于金融能否满足各种发展需求,不能舍本求末。
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重点不能仅仅放在满足各项指标上,要放在推动制度创新和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需求上,要主动出击为全国的产业转型提供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