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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不惑之年后，他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变化。40岁以前，他致力于经济学术研究；40岁以后，他变成了全美最著名的专栏作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讲述经济、炮轰各类经济弊端。以至于外界争议四起，有人认为作为经济学家的他已不复存在，因为诺贝尔奖表彰的几乎全是其四十岁前的成绩；更有媒体评论，诺贝尔奖颁给了一个专栏作家。
在美国，他是个麻烦人物，不断批驳政府的各项政策，甚至还会吐出“糟糕”、“蠢货”、“垃圾”等火药味十足的字眼。但行走中国，中国学者直面声讨美国的不当做法时，他却以天性选择了为美国辩护。或许正如他所言，“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拯救自己该死的祖国。”
他说，全球经济初步见底，但看不到足够的复苏动力，未来经济运行是“U”型或“L”型，目前正在那毫无起伏的低谷上。大概要五到十年，经济才能复苏。对于中国政府应对危机出台的经济政策，他大加赞赏，并预言，“20年、30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本报记者 吴琼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对自己说，但很难察觉到他的传奇之处，和他文笔的尖锐。浓密的胡须、微微卷曲的头发、有些疲惫的唇角。唯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两米外仍然精光四射的眼睛。
他甚至有些紧张，他说，觉得有些热。只有在回答学术界的问题时，他才会重新变成那个有些尖锐的克鲁格曼。针锋相对后，他又会绅士地问“我有没有刺伤你？”
不断追求真相，是他短短中国之行留给我的最深印象。他毫不避讳地公开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甚至曾经说过的蠢话。面对外界的推崇和赞誉，他只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或者纠正。他无意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因为他根本瞧不上，“我的性格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会打哈哈。”
获得诺贝尔奖，并未过多地影响克鲁格曼的生活。他和夫人仍然住在普林斯顿的一条小河旁,那是幢由石头、木头和玻璃做的房子。这位一直对外开炮的“愤青”，也没有像其他诺贝尔获奖者一样向学校申请一个更好的车位。
天才
“我要和时差作斗争，我一定能搞定，”克鲁格曼半认真地说，旋即又开起自己的玩笑：“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人们所说的各种蠢话，特别是为什么不会出现巨大危机。1997年，大家都认为中央银行、格林斯潘和继任者是万能的。当时有人说过一个蠢话，即如果想构建一个模型来准确预测失业率，那很好办。格林斯潘需要的模型，再加上政府的随机误差，就是这个模型。这个蠢话就是我说的！”不过，克鲁格曼补充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开始改变了这一（愚蠢）想法。”
永远不服从权贵，似乎是这个天才经济学家血液中的一部分。克鲁格曼更愿意将成功归之为“兴趣”。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俄国移民家庭，从小被人戏称“书呆子”，甚至为此被打得鼻子流血。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经济学（大二）时，克鲁格曼碰到了真正的伯乐——经济学家诺德豪斯，诺德豪斯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合作者、资源和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大师。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一篇文章后，诺德豪斯立即邀请克鲁格曼做助手。克鲁格曼后来进入研究生院读博士，毕业后，克鲁格曼转至耶鲁任教，但郁郁不得志。
1978年是克鲁格曼的转折年，这部分归功于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多恩布什。“1978年初，我在一个雪天去拜访了多恩布什教授，告诉他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他转过头严肃地告诉我，‘你应该就此写点东西’”。此后，克鲁格曼真正找到了阿里巴巴宝库的钥匙。1978年7月，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克鲁格曼宣读了《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与会者多为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因此最初其发言并未引起重视，几分钟后人们才专心地倾听其演讲。
克鲁格曼一夜成名。“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克鲁格曼随后一发不可收拾，1979年写了《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80年写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等数篇论文，彻底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1980年代末期，他和赫尔普曼、格罗斯曼共同研究和发展了“新贸易理论”，从而完整地建立了“新贸易理论”体系。1991年，38岁的克鲁格曼荣获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
不惑
如果克鲁格曼的人生就此定格在学术界之内，那么其获得诺贝尔奖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美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克鲁格曼的老师）说：“我很高兴克鲁格曼获得这个奖，它确实应该颁给克鲁格曼的，老实说发得有点儿晚了。”但美国另一位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索洛却说:“这个奖项是颁给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而不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政治批评家的克鲁格曼的。”克鲁格曼的太太和好朋友则笑他，“Paul,你根本没时间得奖啊。”
40岁以后，克鲁格曼似乎显得“不务正业”。1993年开始，克鲁格曼的注意力转向了专栏，每周给《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写专栏，还要在普林斯顿教授两门课，并且不停地写书，更别提一周写十几篇博客、在博客上四处“开战”了。
与传统的经济学家相比，这个自称有些自闭的克鲁格曼活得多姿多彩。纽约出租车司机们、普通民众们更喜欢深入浅出讲述深奥的经济学的克鲁格曼，当然也喜欢看他在专栏、博客上炮轰美国政府经济举措、外交政策的言论。克鲁格曼说：“专栏就是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出发，进行恰当的论证，不要带让人看不懂的专业术语，也不能在学术上哗众取宠。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让世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经济分析”。
今天，外界给克鲁格曼另一个称呼——预测最准的乌鸦嘴。最经典地莫过于准确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住房泡沫等。
2002年8月，他炮轰格林斯潘货币政策，“创造一个住房泡沫来取代纳斯达克泡沫”；且将日本作为前车之鉴“如果美国确实存在房地产泡沫，那么当泡沫破灭时，我们会和日本同病相怜。”2008年，克鲁格曼的这一预言成真。事实比他的预言更可怕，全球都卷入了百年难遇的经济危机之中。
克鲁格曼选择用专栏炮轰时政、监督政府，而不是当政府经济顾问，源于1992年在华盛顿的经历。尽管克鲁格曼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在一定程度帮助了克林顿当选总统，但克林顿执政后并没有任命其做总统经济顾问。克鲁格曼承认，“我的性格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显然，克鲁格曼不愿意和傻瓜为伍，更不愿意当应声虫，“有权力的人都喜欢听那些让他们舒服的话，却不愿听督促他们认真思考的话，这就是我选择离开华盛顿的原因”。
在听到误传奥巴马邀请克鲁格曼作经济顾问、但被拒绝的传闻时，克鲁格曼毫不犹豫地对记者说，“没那回事。奥巴马从来没邀请过我，只是我说过不愿意揽这个活。现在，我可以非常自由地发表言论，不用受到很多限制。”尽管不愿往自己脸上贴金，但克鲁格曼还是很不平地说，“奥巴马把我的名字发音都拼错了。”
未来三年是中国转型关键时期
克鲁格曼很乐于在网上“不务正业”。2009年5月14日上午5点17分（美国时间），克鲁格曼重新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上，称近来在亚洲旅行，去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及台北。
这也是“失踪”近9天后，克鲁格曼的第一个博文，110条留言迅速涌进。15日开始，这位嗜好写博客的传奇人物似乎为了补交作业，在美国时间下午7点至8点一连发了三篇博文。
中国之行自然是克鲁格曼不能不提的话题。对中国人的热情有些无法适应的大胡子批驳家，当然不会忘记调侃一下，“如果中国能变得更快一些就好了，比如说减少我演讲的时间，一天两次，每次耗时2个半小时进行演讲、回答问题；另外，每天都会安排的和商界人士、政府官员的会议、商务宴席……”
“尽管一系列指标显示，经济将不会再下滑，但仍在萎缩。未来全面重演经济大萧条的概率，正从数月前的20%急降至5%。”尽管如此，这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预言，“全球经济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世界与失落十年间的日本极为类似，我对2030年的世界很乐观，但我很担心我担心的接下来的十年。”
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时，克鲁格曼指出，在现在经济形势下，中国如想靠增加出口实现复苏，则此路不通。因为无论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网络泡沫破灭时，都只是局部经济出现问题，这一次则是全球经济体系都出了问题，大家都深陷其中。中国需要立刻调整经济结构，未来三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或过渡的关键时期。
此外，克鲁格曼提出两个建议，“基于中国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可以大规模进行全球性的投资，尤其是投资环保等新兴技术；第二，参与全球重组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