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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界有一对具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伉俪，他们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东京，他们的结合不仅成就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更给中国摄影艺术铸就了一股全新的生命和力量。他们就是荣荣和映里。在刚刚结束的“影像北京 2009”论坛上，记者有幸与荣荣有了这次约访，从他们的经历中近距离接触摄影艺术的真谛。
从挣扎和绝望的个体走向重生
摄影是门相当费钱的艺术，荣荣为了维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只能在北京到处打工：在照相馆给人拍登记照、拍婚纱照，也为剧组拍剧照，给报纸拍名人。这些收入对于他的摄影创作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降低生活成本，1993年，他搬进了北京废弃的垃圾场——东村，那里不仅聚居着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也聚集着一批来自各省的漂泊艺术家，张洹、马六明都是其中成员。这些艺术家们凑在一起，有时搞些活动，有些做行为艺术，荣荣不但参与，还用相机做了详尽的记录。东村最后消失了，但他的相机却留下了东村的艺术生态，也就形成了他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摄影作品《东村》。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时期，荣荣回忆。这组作品一直拍到1998年。东村后来变得很有名气，与荣荣不无关系。在那几年里，他还拍摄了《废墟》、《婚纱》、《碎片》等，均与废墟和死亡的主题相关，这些作品里充满了焦虑、孤独、死亡以及不确定感。这就是荣荣当时的心境和痛苦，并在其中挣扎不已。
而远在东京的映里也同样正处在一种精神枷锁之中。1997年之后，她自由创作了《灰色地带》、《1999：东京》等系列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充满才气，却透出一种莫名的焦虑、不安和彷徨，传达了摄影家灵魂深处的绝望、挣扎和痛苦。映里用非常锐利的文字精准地表达了她当初的感受：“那时候，我的生活就好像流到大海的石油，松软地漂在海面，海鸟在那里被吞掉，就那样的感觉。我的摄影，则如同到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地方，并且在那里迎接了一个结束。”
北京的荣荣，东京的映里，虽然他们并不认识，但却都在各自生活和创作的精神枷锁中苦苦思索和挣扎。直到1999年的某一天他们偶然相遇、相识。
摄影让他们相遇、重生
1999年，荣荣参加了日本东京立川国际艺术节上举办的《爱，中国当代摄影及录影》群展。映里恰巧去看了，从荣荣的作品中，她看到了他内心深处不可救药的孤独。她被感动了，于是找到了荣荣进行交谈，还拿出自己的摄影作品给荣荣看。荣荣看到这些照片的第一眼就找到一种真实的感觉，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他要的作品。”虽然当时他们还语言不通，但通过照片，他们发现彼此是精神上的同伴，都为生活的空虚和无聊所困扰。在日本的5天里，他们每天见面。
2000年，对于荣荣和映里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那一年，映里决然抛弃了日本的生活，来到了北京，荣荣和映里就此结合并开始他们的合作创作之路。两个孤独的个人相遇，孤独消失了。他们一起旅游，在大自然中做作品，并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于是有了《大自然》系列。2001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荣荣与映里在日本结婚后便去了美丽的富士山。他们共同创作的经典作品《富士山》就在那里产生。映里的日记记载，那天只有零下十五六度。在洁白空灵的富士山脚下，山前的冰湖上空旷无人，荣荣和映里赤裸的身体完全大自然融于一体，他们奔跑、牵手、相拥、追随、回旋……仿佛世界已然消失，只听到身后的相机还在继续空拍着。《富士山》后来参加了2004年的上海双年展，引起广泛反响。如今已有多个海内外机构和藏家整套收藏了这组由16张照片组成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尤伦斯夫妇。
荣荣说：“我和映里现在越来越顺其自然，我们不再是原来的状态，对于生活也很满足。现在我们的创作开始集中在生命和重建的主题。”《六里屯》和《三影堂》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创作的，一个关注外部的变化，记录六里屯从消失到重建的变化和意义；一个则是关注他们婚后的生活和心境，包括映里怀孕时的样子。
东村生活是他摄影艺术的第一次起航
十多年前，中国的观念摄影一直在孤独的路上独自艰难地前行，其中的艰涩和苦痛只有当事人自知。荣荣便是其中重要的跋涉者和开拓者。他说：“去东村之前，我走过很多弯路。我拍长城，拍西双版纳，后来发现风光再美，也不是自己的创造。东村的生活让我的思想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我开始关注自我，关注身边的人、事和生存状态。于是开始拍摄现实，拍摄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东西。”1995年，一个瑞士人偶然看到荣荣在东村拍摄的照片后，非常喜欢并要求购买。完全不懂市场的荣荣当时每张只卖了几十元。瑞士人一口气就买了几十张。那个时候《东村》系列还没有拍完。
在荣荣眼里，数码技术虽然很完美，但只能是表面的美，没有渗透力和空间感。他说：“黑白胶片在经历过时间的洗礼和空气氧化后，更具一种无法比拟的美感。”所以，荣荣和映里从来不用数码拍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黑白胶片拍摄而成，偶尔照片也是采用手工上色而成。
如今，荣荣和映里的作品已经受到海内外藏家的喜爱。但是他对市场却一直保持一种远观的态度。在他看来，摄影是很直接的语言，可能性非常大。相机不仅可以当作画笔来记录，还能表达，最重要的是相机后面的那个脑袋。他说：“现在谁都有相机，影像泛滥，但是人们没有充分利用相机的可能性，不是用心灵去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搞艺术摄影的人还太少。”他认为，摄影自身价值很大，它将是未来中国最有活力的艺术语言形式，只是目前大家对摄影的价值还没有意识到。他说：“实际上，市场是有问题的，已经违背了艺术最初的方向。我们应该先去培养大家如何去了解艺术的魅力，而不是先去看它值多少钱。否则大家看艺术都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而不是去领悟艺术真正的内涵。艺术首先需要的是精神。”
荣荣，1968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霞寨乡小坪村。1988年，第三次报考鼓浪屿工艺美术学校失败的荣荣只好回家打工。在一次租用“海鸥”相机给妹妹拍照的过程中发现了影像给予他的震惊，并唤起他内心无名的狂热。1992年，他将辛苦积攒了3年的钱买了一架相机后，便孤身去了北京，并参加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摄影教研室的学习，从此开始他的艺术北漂之路。
映里，1973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1994年从东京写真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 》出版写真部任摄影记者。可在1997年的某一天，映里突然觉得这种生活和工作不是她要的。她毅然辞职，成为自由摄影家并走上独立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