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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继铭 全球经济将面临结构性下降拐点
    2009年05月25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石贝贝
      ⊙本报记者 石贝贝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上周五出席由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网主办的2009中国理财高峰论坛时表示,全球经济增长未来会呈现一个长长的、非对称的U型。现在美国经济下降仅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周期性下降,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出现拐点性、结构性下降,而中国也将于2015年前后迎来“人口红利”衰竭。

      

      全球经济增长将呈非对称U型

      过去数月,全球经济、股市似乎已经出现复苏迹象。然而,不少观点指出,全球经济复苏的“嫩芽”恐怕难以长成参天大树、有可能今年夏天就会变“黄”了。

      对于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哈继铭认为,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最近一年来采取了大量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占这些经济体GDP的比重也越来越高,有些甚至超过10%,这是2007年的好几倍。同时,货币政策也变得极度宽松,比如,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货币乘数开始上升,势必导致货币增长过快,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从2个季度前平均增长6%左右、上升至12%,而美国经济增速仍是负增长。

      “更为长远地讲,我认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呈现一个非对称的U型,下滑的阶段很长、也很陡峭,在底部也要徘徊相当一阵,未来经济会提升,但难以回到原来水平。”哈继铭说。

      展望中国经济,哈继铭表示,中国也已采取了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使未来经济能够保持较快、平稳增长。然而,他强调说,在实施这些刺激政策之后,中国可能需要更加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来给私人部门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亮点。比如,1998年中国经济也遭遇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在1997、1998年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采取房改等改革措施,打破了中国城镇老百姓近50年来不能拥有自己名下住房的概念,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及其相关领域,推高房地产投资、水泥钢铁投资、电力投资、煤炭投资、以及添置汽车、购买家具等方面需求。

      

      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拐点性、结构性下降

      从中长期而言,哈继铭认为,未来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全球主要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抬升未来通胀压力。为刺激经济,发达国家已纷纷采取“零利率”和数量型宽松政策,将来一旦去杠杆化逐渐完成带来货币乘数反弹,必然引发广义货币供给大幅上升。第二,“父债子还”影响经济增长和偿债能力,推高通货膨胀。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以来,许多经济体已采取了各种救市和经济刺激措施,在大部分国家,这些措施需要通过发债来提供资金,从而导致政府债务上升。“父债子还”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府未来可能需要提高税率以偿还债务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哈继铭说,多数发达国家2010年起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也对其经济增长和偿债能力产生制约,可谓“父债子还、子难还”,不得不走上通过通胀来稀释债务的道路。因此,高税收、较低的劳动人口占比等因素将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拐点性、结构性的下降。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经济的下降还仅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周期性下降。未来,美国很难再回到GDP年均增长3%-4%的水平,而有可能是1%-2%。中国也很难恢复到GDP年均10%的增速。中国本身也将于2015年前后迎来“人口红利”衰竭,届时劳动力成本将上升、城市化进程也将放慢。

      

      三大建议调整中国经济结构

      哈继铭认为,中国未来遭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不是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而是西方国家人口的老龄化,以及相伴随的经济增长下降、消费需求下降、和对中国进口需求的下降。如果中国经济仍然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出口增长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增速势必也要下一个台阶,出现结构性拐点。

      他建议,必须推动内需来使得出口增速下降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这包括投资和消费两部分。首先就是刺激消费。比如,国家可以推出减税措施,使老百姓有更多钱来消费。对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进行调整,这些税收降低之后就会刺激消费,实现短期保增长、长期调结构的目标。同时,国家也需要更注重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国家还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为减税举措进行融资,比如,发给境外的企业和个人。这与人民币不断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密切相关,不仅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相关,也可以为国家融资结构的改善作出贡献。此外,还可以考虑向货币当局发行上述债券,进而中和掉部分外汇储备,结构就是税率下降、消费提升、外汇储备减少。

      第二,给私人经济部门更多的投资经营渠道。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就采取了房改措施、再加上加入WTO,这些都给私人部门在房地产、出口领域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应当进行更多的开拓,比如,降低垄断企业、垄断领域的进入门槛,改革关键的资源价格,使得私人资金能够进入这些领域、并有钱可赚。这些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媒体、铁路、水电气等等。这可以推动这些领域劳动市场率的提高,同时解决失业问题。

      第三,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假若按照现在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城市化还可以进行40年”的观点过于乐观,城市化速度与社会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如果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化率则很难大幅上扬。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做实做透,实现城市化土地流转,使得城市化率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达到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