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2009年即将过半，中国经济在外围环境恶劣、内部困难加重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令其他主要经济大国羡慕的增速。来自工信部和社科院工经所的报告显示，下半年中国工业有望达到10%以上的增长水平；8%的经济增长可能也被有关官员一再坚定重申；而向来被视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学家宋国青更是乐观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迅速回升，由于货币投放过快引致的通胀风险不会太大。
只是应当看到，中国凭借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成功地避免了类似日本那样的经济雪崩，但付出的短期代价与中长期风险恐怕一点也不容忽视。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表面增长的。而这场发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既是对各国经济动员与政策调控的考验，更是在制度与经济结构层面检验各国经济的抗击打能力；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假如二季度经济数据不很好看，那么各地势必采取更大规模的投资行动，届时8%的增长底线相信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至于由此带来的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加深，则未必在各地政府的考量之中。
而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内外失衡的环境里保持可持续发展。美国尽管可以仰仗美元本位来定期向世界辐射经济风险和转嫁经济危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框架下，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只会恶化本已严重失衡的世界经济，最终使世界经济由失衡走向失控，美国也不得不痛苦地疗伤。日本就因其过于保护国内市场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抑制了本国市场主体的创新，经济近20年来走走停停，积重难返。当然，中国早已不是过去那个隔离于世界的封闭经济体，而是全面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开放经济体。但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马车中，这些年来中国却对投资和出口始终保持高度的偏好。尽管在两年前的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压过投资。但那是由于投资效率递减的缘故，并不说明经济已转型。而数据显示，美、德、法等国GDP中来自投资的比重一般为10%至20%，而中国长期保持40%至45%的高位；上述国家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1亿元至2亿元，而中国最近几年约为4亿元至5亿元；尽管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采取措施以促使经济结构向消费转型，但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诸多约束条件面前，要使量入为出传统深厚的广大消费者无后顾之忧地掏钱实在是说易行难。
在经济内部失衡加剧的同时，外部失衡也在威胁着经济的良性发展。过去5年，沿海地区在入世“红利”的驱动下，以压低劳动力成本、资源提前消耗与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出口的高速增长、巨额的外贸顺差以及经济规模的急速扩大，但这种高度依赖于外部需求且寅吃卯粮的投资与生产狂热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广东、浙江和上海等地经济的脆弱性表露得一览无余。
中国经济结构日益失衡的显性风险还在于：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美国几乎可以无节制地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使得中国数以千万计产业工人换来的外汇资产面临长期贬值的巨大可能。而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中国要想把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汇货币资产的一部分转换为战略性资源资产，从操作层面来看，难度非常大。因此，某种意义上，美国已经在绑架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绑架中国经济，这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
我们还应注意到，美国其实已在战略布局危机结束后的新一轮经济竞争了。笔者曾在此栏说过，为构筑相较于他国的竞争优势，美国已启动了实质性的产业调整与技术革命准备。以期利用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美国这样做既可以改变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消费的局面，更是要通过技术进步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以重新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
笔者以为，面对危机结束后可能到来的新一轮国家经济竞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不应局限于保增长的策略性选择，可以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基于此，笔者建议，发改委理应在镜鉴往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通过周密论证，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以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范式。将中国经济由目前的不可持续、不均衡的资本与外需驱动的发展轨道，切换到依靠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轨道上来。而作为配套支持条件，有关方面必须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宁可拿出一部分财政补贴来承担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率增加的成本，也要创造条件为经济转型扫清道路。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