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贸易可以增进国民福利，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贸易可以带来“干中学”效应。如果再进一步将贸易的作用置于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之中，那么我们还可以发现，对于那些处在工业化发展早期、内部需求严重不足的国家来说，贸易成了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发动机，正因为如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那些处在工业化发展早期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便借助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来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
最近的研究文献则表明，贸易还具有反周期的作用。对此我们大致可以区别以下两种情况来加以讨论：
一种情况是国内产出（GDP）波动的幅度要大于消费（居民消费支出）波动的幅度。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或者是因为投资的调整成本较低；或者是因为工资率过于稳定。对于一个处在经济扩张时期的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外延型的投资，而不是结构调整，因此其总量调整中的重置成本与沉淀成本就相对较低，所以它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反应就快。而工资率过于稳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因为存在过多的存量失业人口所造成的，由于存在过多的失业人口，必然会对工资率的上涨构成巨大的压力，这样就难免会发生经济增长、但工资率却不能伴随经济增长而上涨的情况。
当国内产出的波动大于消费波动时，一个国家的净出口（出口减掉进口后的余额）就能够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其作用机理可以简单描述如下：当经济繁荣时，国内有投资机会，于是理性的做法当然是从国际借入资本，增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导致内部需求的增加与出口的减少，这时国际收支的平衡是依靠资本项目下的顺差来对冲经常项目下的逆差的；当经济衰退时，国内没有投资机会，这时的理性做法当然是归还外债，为此就需要增加出口来获得偿还外债的外汇，结果为了偿还外债而造成的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逆差便可通过经常项目下的顺差来加以平衡。从上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出口变化而造成的净出口调整对于平衡由于经济周期波动所带来的国际收支的失衡有着非常明显的调节作用。
另一种情况是国内产出的波动幅度要小于消费波动的幅度。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可以分别从投资和消费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从投资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较为发达的阶段时，由于存在较高的投资调整成本（包括重置成本和沉淀成本），从而使得投资调整的波动幅度较小，因为投资调整的波动幅度较小，所以国内产出的波动幅度也就会随之变小；再从消费支出角度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和存量失业的消失，工资率就会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当人们的工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上，就会产生储蓄和投资，从而形成所谓的资产性收入。不仅如此，在工资率足够高的情况下，还会发生收入与闲暇的替代效应，即当工资水平很高时，人们会用闲暇（减少劳动供给）来替代就业，以便使得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在内的总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们的消费支出将会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即在经济繁荣时减少劳动供给去享受闲暇，而在经济衰退时增加劳动供给，以便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
有了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消费支出波动幅度大于投资波动幅度情况下的贸易调整：当经济处在繁荣时期，因为投资调整有较高的重置和沉淀成本，从而导致所谓的调整粘性，所以使得投资调整的幅度较小。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繁荣，工资就会趋于上涨，于是人们的理性行为就是用闲暇来替代就业。此外，也正是由于经济繁荣，资产价格也会因此而趋于上涨，伴随着资产价格上涨而来的将是人们资产性收入的增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财富效应”。在工资和资产价格同时出现上涨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当然也会趋于增加，但是当投资、也就是生产的调整因为存在粘性而赶不上消费支出的增加时，出口就会下降、进口就会增加，于是两者相减之后的净出口就会趋于下降；反之，当经济出现衰退时，随着失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逐渐下调，以及资产价格的下降，人们就会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减少闲暇和消费支出来平滑其消费水平，结果就会出现进口减少和出口增加的现象，两者相减之后，就会造成净出口增加的趋势。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消费平滑的净出口的变化具有反周期的性质。
毫无疑问，不管是产出的波动大于消费的波动，还是消费的波动大于产出的波动，在经济的周期波动中，贸易，特别是净出口始终是周期调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平滑通道。因此，自由贸易制度应当是世界各国坚决予以捍卫的，假如世界各国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自由贸易不复存在，那么所有的国家最终都将因为不能平滑经济周期波动所造成的冲击而蒙受巨大的福利损失。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1929年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最终之所以会迅速地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是因为相关国家纷纷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而使得全球贸易额减少了将近70%以上，贸易所具有的平滑周期波动的功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有鉴于此，在世界已经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今天，只有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才能防止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成为类似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人均GDP刚刚过3000美元，因而尚处在经济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内需不足，其原因就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是因为大量的存量失业压制了工资率的上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刚好处在起飞阶段、并且缺乏内部需求的国家来说，其产出的波动幅度一定要大于消费支出的波动幅度，因此，与那些消费支出波动幅度要大于产出波动幅度的国家来说，中国为了维持现有的产出水平，就更加需要依靠贸易来加以平滑，因此，中国比任何国家更加需要贸易的自由化。在危机发生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中国的出口没有希望了，应当将政策的重心转移到内部需求上来，这样的看法究竟正确不正确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政策取向可能会冒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第一，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就业状况与工资水平，要想在短期内有效地提高人们的消费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国目前大量出口的商品大都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与出口目标地国家的产品并不具有替代性，很多产品甚至还是具有互补性的，因而中国的出口并不会构成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击；二是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商品属于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只要价格合适，仍然可以获得规模可观的国际市场。既然如此，中国就绝不可以贸然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是应当从中国现有的禀赋条件出发，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积极增加出口的政策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