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
加拿大总是处于强邻美国的影子之中。加拿大许多大学教授是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法学院招生用的是美国法学院的入学考试成绩，而且加拿大顶尖法学院的录取成绩只相当于美国中上法学院的录取成绩。所以有句戏言：“加拿大为何不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
但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变了，加拿大人终于扬眉吐气。加拿大一家银行高管得意洋洋地说：“兄弟我现在到美国，像王室一样受到欢迎。以前是从来没有的”。加拿大有理由感到骄傲。在今年1月结束的财务季度中，加拿大主要银行都盈利。金融危机之后，有人以安全性为标准，给许多国家银行系统重新排座次，加拿大列首位，美国排第40位，德国和英国分别排第39位和第44位。瑞士也只排第16位，仅比非洲的纳米比亚靠前一位。
就连奥巴马也向加拿大致敬。他在加拿大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加拿大已经显示，管理金融系统非常出色，很多方面美国有时没有做到。”奥巴马颇有从善如流的意思。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则绝口不提加拿大经验，现任财长盖特纳也绝口不提，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其继任伯南克也是如此。但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尔克提了，他说：“我主张的制度看上去不像美国的制度，更像是加拿大的制度。” 沃尔克上世纪80年代任美联储主席期间，降服了肆虐多年的通货膨胀。奥巴马返聘沃尔克任其经济顾问，当是英雄所见略同。奥巴马和沃尔克都是民主党自由派，而保尔森、盖特纳和格林斯潘则是华尔街的保守派。伯南克自称是中间派，但金融危机之后总是被财长牵着鼻子走。
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两个名词，很容易引起歧义。传统上民主党的自由派通常主张在金融方面保守，不要什么金融创新，强调政府监管。共和党保守派则主张经济上要自由，给华尔街自由。在金融监管方面，加拿大比较保守，是强势监管。比如，加拿大金融机构贷款经营有上限，在加拿大购房，如果房贷超过房价的80%，就须向联邦政府机构投保。加拿大房产抵押贷款中仅有少部分是独立的经纪人所拉来的，而美国经济泡沫高峰时，70%的房产抵押贷款是由独立经纪人拉来的。 银行贷款由银行之外的人去拉，银行对其的监督以及银行所负的责任相应就小，不排除银行有意置身其外的可能性。这就像警察将许多本职工作交给协警去办。出了问题，执法机关经常往协警人员身上一推了之。
加拿大没有分业的限制，投资银行隶属于商业银行。但加拿大的投资银行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商业银行掌握着大方向，对投资银行严加控制。如果投资银行出了问题，亏损最后要由作为母公司的商业银行来承担。而美国的资本市场，混业时一片狼藉，分业时仍然一片狼藉。可见，资本市场的问题远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或形式问题。
其实，统一监管还是分业监管，似乎也是形式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加拿大金融业是统一监管的，美国金融监管则令出多门，各权力部门争权夺利相互推诿。不过，这可能也是表明原因。英国金融业有统一监管机构，对资本市场统一监管，至少是比美国更统一，比中国也更统一。但金融危机一来，英国的金融监管照样一败涂地。
加拿大能够从金融危机中胜出，自我节制可能是主要原因。加拿大国民和金融机构都有自我节制。加拿大贫富差别很小，社会福利位列世界最好的程度之一。保守的加拿大银行自觉提高了一级资本的上限。一级资本（Tier 1 Capital），包括股本金及已披露的准备金，是普通股、保留盈余和非累积优先股与风险调整资产之比。加拿大银行的一级资本为９％，高出政府要求的７％。相比之下，大摩的资本金为６.４％、西班牙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银行的是７.２％。美国投资银行准备金为４％，而欧洲银行仅有３％。汇丰要将其提高到８.５％。
当然，加拿大银行也有失手时。次贷危机爆发后，加拿大的ＣＩＢＣ银行有３５亿资金陷入重围，但ＣＩＢＣ很快便出售了２９.４亿美元的股票，筹集了大量资金，以增加银行的资本准备金。金融危机中加拿大的银行也受到打击，但所受损失较小。
加拿大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与美国相近，但对资本市场的态度相差却如此之大。中国与美国远隔千山万水，政治、文化和法律相差甚大，但在资本市场上，却拼命要学美国。其中的深层原因，发人深省。
我们还应该学华尔街吗？华尔街到底好在哪里？我们在提倡资本市场的时候，到底指的是哪种形式的资本市场？我们必须先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许多人眼里，只有美国，日本、德国都不入法眼，遑论加拿大！这是我们的悲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