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
国企重组真的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吗？假如有机会多了解一点国企重组速成之后又重归失败的那些案例，油然而生的，也许就不会再是对重组神效的那种几近盲目的崇拜，而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顿悟。
资产重组没有后悔药，但是，必不可少的则是与重组的志在必得如影随形的风险意识，也即风险文化。
上广电的重组，现在正受到沪深股市投资者的热烈追捧，可对于比较熟悉上广电的人们来说，却恍若“十年一觉黄粱梦”。回想起昔日那次重组，令人回味的不仅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更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沧桑。
众所周知，上广电和现在受命托管的上海仪电，12年前本是一家。在1997年的那次资产重组大潮中，仪电一分为二，与消费电子相关的企业全部划归广电。重组三年后，上广电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先后完成增发，募集了可观的资金（合计近40亿元），企业效益一度也曾一日千里。一时间，上广电重组，仿佛成为国企脱困的典型。然而，世事难料，2008年，上广电亏损额高达18亿，且陷于资不抵债的困境，不得不重归上海仪电托管，并将再次重组。
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投资过于庞大的“五代线”项目令上广电功亏一篑，不如说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大家所看到的当年的上广电重组，只见政府意志，不闻市场意愿。政府划下的版图、政府任命的企业官员、政府背下的债务、政府定下的发展纲要……政府表面上包揽了一切，其实一切的后果最终都是要由企业承担的。一个“五代线”项目，看似同起初的重组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在一开始重组的时候就埋下了先天不足种子。
以合资为外力，扩大规模，抢占市场的发展先机，最初几年的确让重组后的上广电尝到了甜头，也一度带来了快速发展的繁荣。然而，众星拱月般托起的合资液晶面板第五代线，靠巨额投资上马，却既没有换来核心技术，又没有抢占市场制高点，最终不仅带来了致命的巨亏，而且也带来了欲上不能欲罢不甘的尴尬。现在看来，不管是五代线还是六代线、八代线，也许最适合的是创投机制，而不是定向增发，更不用说像上广电这样单纯靠政府拍板和银行的巨额信贷扶植来上的项目了。
从上广电当年的重组中，大家可以深切感受国企重组的通病：不是以国资改革为契机，顺势建立国企退出机制，引进多种资本参股，加快国企的机制改革，而是向政府要政策，向银行要贷款，实质上是以政府担保为背书，银行信贷和关联担保为手段，把巨大的重组风险和投资风险转嫁给社会，转嫁给政府。而随着对国企风险把控越来越放松，国企的盈利机制不可能越来越好。
今年1到4月，我国央企的营业收入下降9.2%，利润下降36%。同期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下降8.4%，实现利润下降58.1%，均超过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至4月全国22个地区工业利润的平均降幅。国企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双下降的原因，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归结为产能过剩。其实，具体到许多国有企业，毋宁说是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低效率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致。
这些年来，在对国企改革与市场竞争关系的认识上，我们出了某些偏差，一方面，一味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对于国企从一些领域退出和产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所必不可少的市场基础和市场机制的深层次改革，依然重视不够。国资委成立之初，就一直表示要将中央企业调整为30到40家，后来又表示2009年要调整到80到100家，现在2009年快过去一半了，可距离目标却还很远。一些地方国资委依然政企不分，动不动就想掀起一波新的国有资产重组运动。似乎也没有考虑过，离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任何单靠政府主导的资产重组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貌似速战速决、实质效率低下的“拉郎配”。
格林斯潘最近在谈到美国“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国有化的问题时说，即便政府反复强调并不提供直接支持，但“市场并不相信以隐性的政府支持为基础做出的投资决定”。他认为所有制造“大而不死”的政府救助方法都有缺陷，会造成资本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将严重威胁经济前景。在国内，“国进民退”的忧虑，正在勃然兴起的并购重组热中悄然蔓延。无论是狭义上的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还是广义上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都带有很强的“逆市场化”取向。
其实，国资经营的“有进无退”，恰恰由于退出机制的不到位而隐藏着最大的风险。而任何以“有进无退”为主要特征的国企重组，风险更是如影随形。因此，资产重组风险文化的建立迫在眉睫，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