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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富了,国富才有了真正底气
    2009年06月18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王福重
      经济和财政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要求得财政和经济的双重好转,就需要结构性的改革。首先是降低总体税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税后利润,为把经济驱动力从外需和政府投资转向真正的内需奠定制度条件。其次,清理预算外的各种收费,大规模减少财政支出中的非公共物品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开支。再次,平等对待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王福重

      刚刚公布的消息是,5月全国财政收入6569亿,同比增长300亿,增幅4.8%。这是自去年10月开始,财政收入连续下降7个月之后的首次回升。据说令财政部门颇感欣慰。业内人士坦言,财政的这种苦日子,是20多年来所仅见的。

      可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已然十分脆弱。增加的300多亿收入,主要来源于消费税、营业税、非税收入三个方面。消费税主要是对奢侈品和一次性能源征收的税,增长了91%,几乎全部得益于燃油税改革。营业税是对劳务和房地产业的课税,增长了14%,因为房屋销售面积和销售收入增加,营业税水涨船高。非税收入也许是300多亿中的大头,增长了1.3倍。非税收入虽然五花八门,但增长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可以说,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源自房地产业的一枝独秀。

      如果只是观察银行信贷增加,以及各地投资规模的扩大,的确会得出十分乐观的结论,以为中国经济已高枕无忧。但严格说来,财政才是宏观经济真正的晴雨表,财政吃紧,昭示我们,经济回暖的基础并不牢固,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比如,中国的第一大税增值税,并没有对财政收入增长有什么贡献。增值税是对交易额征收的,只要交易增加,或者说GDP增加,增值税就会增加。增值税没有增加,就说明经济还没有真正触底开始反转。第二大税企业所得税,也没有增加,这明确告诉我们,虽然工业增加值增度很快(5月8.9%),可是,企业的利润没有增加,反而还在下降。大部分增加的产值转化成了库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问题,都不可能根本扭转,看来,财政的紧日子还将继续。

      三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GDP的增速,这使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明显高于工业化国家。可是,要知道,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仅仅是预算内收入,还有庞大的预算外收入(这也是清理“小金库”的原因之一),预算外收入同样是财政收入,如果将其计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肯定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市场经济推进了三十年之后,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现象。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财政收入?很简单,财政支出规模更大。中国财政的主要支出项目有五个: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国防、行政管理、其他支出。经济建设,至今仍是最大的一项,其中固然有属于公共物品属性的支出,但是也有很多属于私人物品属性的支出,这在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是非常少见的;行政管理费是增速最快的一项,三十年来几乎增加了180倍,而同期GDP仅增加了150倍,2008年的行政管理费超过了9000亿,占全部财政支出的20%,而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不过5%左右。它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保障支出等民生类支出严重不足,以教育经费为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仅只有3%多,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8%。这也一直是中国财政的核心缺陷。

      在经济增速下滑,财政持续减收之后。财政的用于教育、卫生医疗等民生类支出增速明显放缓。据2009年的预算报告,今年全国预算支出中,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速比2008年分别下降了5个和3.75个百分点。

      经济和财政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应该求得财政和经济的双重好转,这就需要结构性的改革。

      首先是降低总体税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税后利润,为把经济驱动力从外需和政府投资转向真正的内需奠定制度条件。民富才是国富的真正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的实际税率。中国最终应该通过结构性减税,从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特别是过分依赖流转税,转到以所得税单一主体的税制结构上来。

      同时,清理预算外的各种收费,比如围绕房地产业的各项收费。只有地方财政不再过分依赖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金,高高的房价才有可能如老百姓期望的那样下降,而财政也不必再过渡依赖房地产业。

      其次,大规模减少财政支出中的非公共物品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开支。比如“三公”等。这也是减税的前提之一。改变现在粗线条的预算支出办法,细化预算,制定严格的支出标准。在当前经济困难时期,节支比增收更必要。根据《信息公开条例》,所有的预算单位,都有义务公开其每一笔收支,接受社会监督,杜绝浪费。这是英国“报销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杜绝了浪费,即使在税收下降的条件下,依然可以增加社会保障等公共开支。

      再次,平等对待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在,不但银行对民营企业“另眼相看”,存在制度性歧视,财政也一样。其实,以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来说,对财政贡献最大的恐怕还是中小企业,因为它们创造的增加值、吸收的就业人数,都是大头,相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也是大头。没有任何理由不给它们平等的财政待遇。说到底,以财务约束良好的中小企业和民企为基础的财政,更稳定,更可靠。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