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邱家和
刘建华从景德镇瓷器厂创作室开始，到成为使用多种材料乃至现成品进行操作的当代艺术家，其艺术创作经历了多重演变，呈现了大幅度的跨越。在专访中，他侃侃而谈，对上述线索做了一番梳理。在此记者略去了一问一答的程式，以艺术家自述的体裁记下这段谈话。
从彩塑起步
从个人的发展线索看，我最早在景德镇的陶瓷工厂里，积累了对陶瓷材料及其工艺的了解，也有了雕塑的概念，如在1979年看了罗丹论艺术，意识到雕塑与艺术家个人生命的关系。当时在厂里的创作室也做创作，主要从事传统的创作，也涉及到一些新的尝试，主要是装饰方面的。
1985年考上景德镇当地大学后，在学校里感受不到“85新潮”的气息，但订阅了一些报刊，如当时著名的《美术》杂志、《美术报》、《江苏画刊》等，了解了“85新潮”的情况。1989年毕业后到云南，那里聚集着“西南艺术群体”，包括张晓刚、叶永青、毛旭辉、唐志冈等艺术家，是“85新潮”积极的参与者；也有机会动手创作，做“抽象雕塑”，表现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生命流、意识流的内容。当时也做过一些材料实验：如采用木雕，或石膏、玻璃钢等，也做过一些装置。
1992年起想做一批彩色的东西，那就是后来的彩塑系列。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只有展望做过一件，还是用比较学院的方式做的。我所选择的方向有两个：一、公共化的符号，如中山装、军装、对襟衫等，与女性肢体放在一起，名叫“不协调”，表达一种批判性的荒诞、怪异；二、用大衣与手脚四肢放在一起，叫“隐秘”。
“旗袍”与“白瓷”
接下来是用瓷来做“旗袍”。有人问我为什么，因为旗袍的符号性太强，我想我的选择：一、与服装的选择有关；二、比较诡秘，性感。
我是60年代生的人，比较压抑，没有发泄的地方，如电影里总是女特务比较漂亮，就喜欢看女特务，从电影中得到发泄。另一方面，西方人比较喜欢东方符号。我使用旗袍并非只是刺激他们，而是出于批判，借此说明他们对那些东方符号看得很表面，并不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由此来揭示，西方人看中国文化就像看旗袍。
接下来继续用瓷来做作品，作为艺术家我继续对材料进行实验。“旗袍”系列之后如何做？直觉告诉我，瓷的弹性很大，可以继续走下去。这以前我的创作非常传统，有传统瓷器华丽的外表、完善的工艺处理，现在反过来，用白瓷翻制日常用品。作品与日常生活一样，但烧制后会缩小，又没有了色彩，产生了陌生感、距离感；还有反雕塑的特点：传统雕塑手法是塑造，而这里却是直接翻制；易碎，保留了材料的特性；而白色有悲凉的感觉。当时我的孩子身体不好，经常送去医院，感觉医院里特别没有人情味，压抑、单一、无助。还有听到空难的消息，觉得这是长期的主题，只要有人在就会发生空难，于是有了以航天飞机空难为题材的“梦想”。
出现第二个方向
这些是都基于个人的因素，是艺术创作与个人需求的结合。到了2000年，随着城市化加快，在上述表现个人感受的作品的同时，有了第二个方向，表现城市化的题材。第一件作品是观念摄影“今天我们在哪里”，以后是“水中倒影”、“记忆转换”等系列。这些都是叙事性的作品。如“水中倒影”，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变化是模仿纽约，而其他的城市又模仿这些大城市，又是克隆文化。在布展时还同时摆出6组“水中倒影”加强视觉效果。这里也是用白瓷，但意义不同。
艺术家创作有上下文的关系。之后又想到要脱离一下这个材料，必须要有新的想法，做完“梦想”就停一下。需要转换，要尝试其他材料，但还是对社会关注。于是有了新的尝试，“你能告诉我吗？”、“漂浮的物体”、“义乌调查”、“出口——货物转运”、“虚构的场景”等，大约在两年里，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物体，表达社会与个体、大众的关联对个人的深刻影响，揭示人类物质欲望的迅速膨胀所带来的问题。这些作品表明，在今天的生活里，新的、好的想像不断浮现，但一旦付诸实施却未必有好的结果。
转向青瓷
2008年6月在北京公社的个展，选择了一些宋瓷的元素进行创作：用青瓷的单纯的颜色，淡淡的，比较安静的；把立体器件压扁挂在墙上；造型上把人的头型的轮廓线与宋瓷器型揉合。结果与798里其他的艺术空间与展览非常不一样。这个转变比较大，与以前的作品很不一样。
这是“出口——货物转运”后反思自己的创作的结果。我意识到，针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许多艺术家都像“出口——货物转运”那样做作品。从个人的线索看，我个人的风格在哪里？艺术家当然要关心这些问题，但艺术家个人的东西是什么？当代艺术已经形成套路，已经模式化，需要不断有新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但似乎又缺少了什么。于是有了去年的展览，其中包含一些新的概念：如简单，与当时社会的艺术现象的逆反等。
现在也在做这类感觉的作品，把两个没关系的物品放在一起，如叶子与人的骨头、大的盘子等放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联系，意义。还在技术实验，有技术问题，需要不断地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