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古迪 著

　　张正萍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梁 捷

　　杰克·古迪被认为是当今时代最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之一，但据说不是很受欢迎的学者。因为他精通学术话语的内在逻辑，又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故而总能不留情面地戳穿其他学者精心构建的论述体系。即使最著名的前辈大师如马克思或者韦伯、涂尔干，也没能躲过他的批评。虽然他的批评令人窘迫，但也总能以其透彻性和尖锐性给别人上“精彩绝伦的一课”，极大地拓展当代史学家的视野和观念。他86岁出版的新作《偷窃历史》，就是如此。

　　一个学科要从内部发动“范式迁移”，必是个极困难的任务。多数时候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揭示出历史学本身的盲点。古迪说，他很幸运地在比较年轻时就读到戈登·希尔德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希尔德认为，青铜时代的文明是跨越欧亚的广泛的统一体。可这个统一体却被欧洲古典时代所产生的西方概念所打破，其中既包括技术性手工业的发展，也包括文字以及时空观念本身。

　　可以这么说，经济或者制度性因素从来不是欧洲与东方根本差异，而对这种差异的大力阐发和强化过程倒不折不扣是西方概念的强权所为。我们已习惯用“资本主义”的框架来看待当下自身所处的社会。而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观察方式，都只是欧洲古典时期偶然涌现的产物，绝非中国本土原有。中国和非洲、南美、中亚等各个地区的国家一样，都有认知和描述历史的方法，可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欧洲给接管，或者说，被偷走了。

　　这种后殖民主义的学术批判方式，并非古迪发明。萨义德的名著《东方学》掀起后殖民主义的浪潮，就让许多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学者意识到自身学科话语的殖民主义倾向，也让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明白了自身传统的失语窘境。而古迪不满足于萨义德式的只破不立，在以《偷窃历史》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试图身先士卒地闯出一条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或者韦伯的路。

　　古迪认为，社会结构主要在三种要素的变动过程中发生改变。第一种变革是农业变革。农业可能产生剩余积累，农业技术上和组织生产模式上的差异，几乎可以解释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多数方面；第二种变革是居住空间模式的变革，表现为城市的产生和不断的城市化进程。正是城市化，使得官僚科层及其他社会组织制度成为可能；第三种变革是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模式上的变革。早期社会主要通过语言的传播、融合来实现目的，现代社会则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最终导致信息技术革命。

　　将古迪的分析框架和其他前辈大师的框架相比较，逻辑未必比前人更严密。但是古迪这些论述主要源于他的田野经验和惊人的广泛阅读，所以都有实证研究的支持，而非空想。

　　他的最主要想法就是要破除史学界中纠缠多年的“欧亚二元对立论”，即把上古至中世纪的历史，简化为“封建的欧洲”与“专制的亚洲”的简单思维。封建欧洲最终孕育出资本主义，终结了封建制度。而专制亚洲却只能维持一种僵滞经济，再不能跳出此中陷阱。古迪研究了大量材料后归纳说，东方有时是比西方更“集中”一点，但绝不意味着东方就更为专制。西方的政权与东方相比，往往更需要居民的钱财支持，从而为“人民统治”打通了道路。

　　在《偷窃历史》的中段，古迪列举了三个赫赫有名的学者：研究中国“科技”的李约瑟，研究西方“文明”进程的埃利亚斯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布罗代尔，当作“偷窃历史”的代表性人物点名批评。三位最杰出的研究，同时也是在最严重地“偷窃历史”。

　　李约瑟研究科学史，主要是考证比较同一科技发明在中西出现的时间和传播过程。李约瑟发现，直到西方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都领先于西方。可随后西方就出现了“伽利略奇迹”。他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公元18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发展，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发展呢？这被称作“李约瑟之谜”。古迪完全反对，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希腊孕育的特殊概念。中国根本就没有，也不应带着西方科学的标本来中国找科学。

　　埃利亚斯最有名的著作当属《文明的进程》。在那本书里，埃利亚斯勾勒出欧洲上层阶级中世纪以降在生活方式上的细微变化，认为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礼仪变革实际上乃是社会权力关系之深刻变化的反映。然而古迪冷酷地表示，“文明”这个词就有问题，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一般认为，文明包含了对美的认知、对清洁的要求和对秩序的追求。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比不美（美还需要论证）、不洁（洁还需要论证）或者缺乏秩序（秩序还需要论证）拥有更高程度的价值。

　　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并不直接从资本主义的表面发展下手，而从日常物质生活开始，一步步讨论了交换制度和市场制度。古迪批评说，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这才是个问题。可以说是现代历史、现代社会催生出资本主义这样的观念，而非资本主义塑造了现代历史。西方史学家在不经意间，用花哨的概念偷走了其他世界的“爱”，也偷走了“制度”，偷走了“价值”，偷走一切用于认知历史的要素。

　　古迪认为，他在非洲加纳多年的田野调查经历非常重要。无论他思考的是什么问题，是关于欧洲的还是别的地方的，他都会问自己，这在非洲的语境下会是什么样呢？这也是中国历史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