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危机中必然也会孕育着机遇，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经历此次危机后没准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从而实现螺旋式的上升。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外需的减少必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我国也可正好借助此机会调整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使得经济走上更为健康的增长之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此次金融危机未必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次机遇。

　　但我们到底该如何抓住机遇？这本《危机与转型——对话思想者》，包容了林毅夫、樊纲、陈志武、郎咸平、黄明等知名学者，以及成思危、曹玉书等政府高官的多种看法，而在思想碰撞与交流中，往往会有真知灼见闪现。

　　不妨看看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观点。他认为，与美国对比，中国经济现在能够维持强劲态势，当然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什么是“改革开放”呢？这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资源垄断、相对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改革开放的终结目标就是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政府无所不管的经济。

　　陈志武所提出的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概念，关键之处就是确定市场与政府的黄金分割点。太自由了不好，比如监管的缺失会让次级债在华尔街成为宠儿，但政府抢占了原本应该属于市场的领域，那同样也很糟糕。对此，陈志武认为，到今天，中、美的经济体制差别，不是在于谁是市场经济、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应划在哪里。所以，这次危机之后的制度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管制经济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定政府与市场的黄金分割点无疑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课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般都具有父爱主义倾向，政府往往认为自己比百姓更了解他们的需求，政府的努力比企业和百姓自己的努力更能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许多事实也都证明了，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往往效率低下，对经济发展反而起到一种消极作用。

　　此外，政府投资工程大多由国有企业获得，从而对民营经济造成一种挤出效应。从启动消费的角度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相比政府投资的扩张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国若想真正启动内需，就须进一步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给予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只有内需启动了，我国经济才会摆脱对于投资和外贸的过分依赖，才能获得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用林毅夫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发展具有自生能力。

　　康奈尔大学教授黄明认为，对于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的实际损害，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美国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其实不在华尔街，而是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研发、创新导致的产业垄断。最近半个多世纪来，激光、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航空制造等，都是美国通过创新走到产业最前端，形成垄断，获得巨大利润。反观我国，拥有政府关系的国有企业普遍不重视科研创新，更喜欢依靠垄断地位来获取利润。以我国目前最大的IT企业联想集团为例，几乎成了不具有核心科技竞争力的组装制造工厂。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政府也应该更多地将伸向市场的手缩回，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支持，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华民族一向都志存高远，借金融危机之机，政府不妨暂时放下将GDP增长维持在高位的紧箍咒，寻找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黄金分割点，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来实现保就业保增长的政策目标。这样，从长远来看，我国经济才更有希望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危机与转型》

　　——对话思想者

　　徐 瑾 陈 伟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200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