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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说美国证券交易会六十年家史——读《华尔街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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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说美国证券交易会六十年家史——读《华尔街的变迁》
    2009年06月20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朱伟一
      

      《华尔街的变迁》

      ——证券交易委员会

      及现代公司融资制度演进(第3版)

      (美) 乔尔·塞里格曼 著

      徐雅萍 等 译校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年2月出版

      ⊙朱伟一

      

      美国历史太短,短到大学者都不好意思写美国通史。但美国经常在法治和证券业方面以师长自居,有唯我独尊的意思。这就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感。美国人会说,他们是古罗马的传人,其法治是罗马共和国传统的继续和光大。但传统是传统,有别于历史。不过,“亲者知其善,仇者知其恶”——美国人在法治方面确有经验之谈。利用历史讲法律便是一例。

      乔尔·塞里格曼教授所著《华尔街变迁》,便是以史讲法,是对美国证券交易会家史的全面披露,以证交会的各届主席为主线,记述了证交会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经验教训。这本巨作罗列的内容很多,当然是“大学者的放任”,而没有小匠人的“琐碎”。

      在塞里格曼教授眼里,证交会主席中的英雄首推道格拉斯。曾在哥大和耶鲁法学院执教的威廉·道格拉斯当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个职位确实要比证交会主席更让人敬畏。但塞里格曼认为,道格拉斯在位时,正是证交会的鼎盛时期,因为“证交会此后再也没有得到白宫、国会和公众如此强有力的支持。证交会将以技术能力著名,而没有什么推动立法的作用”。

      在道格拉斯的大力推动之下,国会修证了《证券法》,设立了证券经纪人和营销商的组织“美国证券营销商协会”,直接监管场外交易。道格拉斯还重新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定位,促其建立自我监管机制。加强协会和交易所的所用是道格拉斯的主要功绩。

      推动公司治理是道格拉斯的又一重大贡献。在道格拉斯看来,证交会应该是“‘投资者的代言人’。经纪人有自己的代言人;交易所有自己的代言人;投资银行家有自己的代言人;我们就是投资者的代言人”。这里的“我们”指“证交会”。道格拉斯要保护广大股民,同时也同情小公司。因为,小公司是“国家发展的中坚”。

      道格拉斯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很下功夫。他认为,董事应该是“专家型的……但与公司业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他们能够结合公司竞争对手、贸易发展趋势等情况来看待公司”。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道格拉斯便想推出一部《联邦公司治理法》,但终因各方阻力太大作罢,是这个“办成实事的人”的一大缺憾。好在他的未尽事业已由法官通过判例完成。

      道格拉斯之后的证交会主席是杰罗姆·佛兰克,一位犹太人,公司业务律师,很有人文气息。与道格拉斯相比,佛兰克更是位战术家,其主要成绩是按《公共设施控股公司法》执法,指挥部下打了30多个反垄断官司。

      威廉·卡尔里主席是斯里格曼教授最佩服的一位,将其视为证交会的中兴之臣。

      政府监管机构经常被称为“独立”机构。但只要你在华盛顿多少有点经历,就知道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没有国会或行政部门的合作,很难有任何建设性的进展。可以特别强调地说,倘若立法部门或行政部门都漠不关心或是不肯援手,那么政府部门的一个机构是无能为力的。

      “独立机构”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事独立、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人事独立主要指证交会的主席、副主席的坐椅相对稳定,他们一经任命,任期内不能被随意撤换。准立法权指行政机构凭借国会的授权,可以制定规则。准司法权指行政机构凭借国会的授权,可以审理有关当事人的权利。

      塞里格曼教授借卡尔里之口强调,证交会虽有独立的美名,但仍然不过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工具。证交会的成绩最终归功于这两个部门,证交会的所有错误最终也归功于这两个部门。

      卡尔里重新高举道格拉斯的公司治理这面大旗,同时支持个人的民事诉讼。但其最主要的成绩是将《证券交易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即,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在500人以上,而且资产不少于100万美元,则该公司也受证券法制约。同时,卡尔里继续与纽约交易所做斗争,努力消灭场地交易。

      在塞里格曼教授眼里,众多主席中,算得上真英雄的不过四位。除了道格拉斯和卡尔里,还有第一任主席乔·肯尼迪和第二任主席杰姆·兰德斯。乔·肯尼迪是约翰逊·肯尼迪总统的父亲,靠为罗斯福总统拉选票而得到主席职位。他本人在股市中做手脚发了大财,基本可以算个奸商。当时不少人认为,请这样的人当证交会主席,无异于开门揖盗,但是出人意料,乔·肯尼迪遏止了内幕交易,保住了新生的证交会的地位。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杰姆·兰德斯的功绩,是为证交会绘制了一幅很好的蓝图。但兰德斯的心思不在证交会,哈佛大学校长招他回去,此兄便执意要走,罗斯福总统也苦留不住。

      但证交会主席也有滥竽充数的。塞里格曼认为,杜鲁门总统拉来的埃德蒙德·汉拉汉就是,他能坐上这个位子就是因为为民主党筹款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塞里格曼教授非常实事求是,他说,这些主席虽然无能,但对证交会没有伤筋动骨,只是有碍证交会向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争权、争钱,但并不影响证交会日常工作的质量。

      在美国证交会的历史上,塞里格曼认为,与华尔街的斗争焦点,并不是《证券法》,而是《公用设施控股公司法》。该法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此类公司的垄断。当时在杜勒斯律师的煽动下,许多控股公司硬是不到证交会登记。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出来说话,通过电子证券和股票公司诉证交会的判决,明确表示支持证交会,各家控股公司才向证交会低头。

      公用设施控股公司当年玩弄的一些鬼蜮伎俩,至今仍然在作怪。主要是会计方面的,其中包括:少算有形资产的折旧、将子公司未用的收益算作控股的利润,以及高价向子公司出售控股公司的资产等关联交易等等。

      美国证交会与股票交易所的斗争也是重大斗争。道格拉斯认为,交易所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监管对交易的操纵,打破内幕知情人的交易优势,防止经纪人滥用顾客的资金。而且道格拉斯还认为,证交会应该起威慑作用,像把放在柜厨中的滑膛枪,如果交易所越轨,证交会可以操起来便打。换句话说,在道格拉斯心目中,证交会应该很像一支督战队,逼迫交易所替天行道,规范其会员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