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江山，纵横天下，历来都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事儿。世界这点儿事，过去听惯了政治军事的名词：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三个世界……最近冒出一个“金砖四国”，破天荒第一次由经济学家画圈、政治领袖开会，世界变得更加开放了。如果把国家级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金融外交分成两个层次，那么“金砖四国峰会”是第二个层次的事件，这说明国家间经济金融外交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了。

　　经济学家看世界通常不会往后看，因为经济决策永远是面向未来的。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十分复杂的问题，往往会在经济金融层面上化繁为简。若把“金砖四国”放在经济的天平上，这四个国家的共性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按照国家的富裕程度划分：美国是超级富豪，一国独占全球GDP约四分之一；欧洲和日本是次一级的富豪，合计占了另外约四分之一；“金砖四国”是中富大国，占全球GDP约15%；另外还有中富小国和“贫下中农”等等。简而言之，经济学家以财富和人口的相对比重为标准划分世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新思维。

　　国际社会的中富阶层共同关心的话题是什么？我看主要是相对财富，也就是国民财富占世界财富总额的相对份额。由于相对财富的涨跌不完全是由本土国民的勤俭决定的，辛苦一年赚的钱不如美元汇率变一变，因此“金砖四国”集团的利益一致性在于制约美元特权。这和欧盟形成的经济基础很相似，当年欧元区的利益一致性也是制约美元特权。美元特权来自于二次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与会各国共同授予的，因为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有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美元具有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特权，所以稳定美元汇率就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四国峰会”的目标是稳定美元，而非颠覆或替代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原则是两个挂钩：一是美元挂钩黄金；二是各国货币挂钩美元。在两个挂钩的前提下，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相对可控，大致约定了一年内不超过10%的管理浮动区间。但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各国汇率的波动幅度逐年增大，乃至于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期间，主要货币汇率的短期波动经常超过30%，造成各国的财富会在瞬间内膨胀或蒸发，产生了极大的汇率波动风险。此外，美国经济的低增长和高负债也引发了各国对美元贬值的担忧，所以“金砖四国峰会”应运而生。但在在美元特权不变的条件下，“金砖四国”的领袖们怎样才能稳定汇率呢？

　　四国首脑会聚一堂，不谈政治军事只谈经济金融，气氛自然轻松愉快。若把四国首脑都看作是货币商人，他们之间的对话自然离不开货币。上周的专栏文章中讲过，现代政府已是货币制造业者——初级班是管理发行，高级班则是输出交易。四国首脑自然要讨论相互间的货币输出，已经启动的官方合作模式是货币互换协议，即以美元计价但不通过美元进行交易的双边货币结算安排。

　　和所有大宗商品的交易一样，货币的可交易现货就是互换，多走一步就是货币的期货，即政府债券。国家间经济金融外交的主题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围绕货币的现货和期货的交易进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货币的现货交易中，中国与巴西、俄罗斯扩大了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相信印度也会加入；在货币的期货交易中，四国首脑开始探讨相互持有债券，预计很快也会达成协议——但无论是货币互换协议还是互相持有国债，协议价格的基准还是以美元为标准。这就等于是把美元汇率锁定在双边协议中，以美元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为基础扩大了四国之间的货币交易，所以“金砖四国峰会”推动的双边货币和债券协议将会间接提高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并不愉快，因为四国间的合作降低了四国外汇储备对美元国债的依赖性，分享了美元输出的市场空间，提高了全球中富阶层的话语权。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军事的争端，国与国之间金融交易主要就是两张纸：一张纸是货币，一张纸是债券。可以说，“金砖四国峰会”开启了货币外交的新模式，在当今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颇有新意。可以预料，国家间的经济金融外交会日益增多，政治军事外交则相对弱化，国际社会的交往将日趋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