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经济与金融危机既是对一国宏观经济与制度体系抗击打能力的考验，也是检验一国经济逆境调整水准高低的巨型实验室。
尽管这场金融危机让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金融体系狼狈不堪，但美国人绝对不会容忍失去金融与武力这两个他们的最后优势。无论奥巴马还是盖特纳，都坚定地认为：金融仍是决定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分工地位的核心要素。美国一波三折的救市和银行国有化行动，其实都是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基本面的工具性策略。而今，在初步阻止了美国金融业恶化趋势之后，奥巴马公布了长达88页的“金融白皮书”，从机构、市场、消费者保护和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全面强化美国的金融监管，力图对美国现有金融制度来个换血式改革，重塑美国金融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经济政策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世人应该不会忘记，在距今并不遥远的格林斯潘时代，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扩张金融霸权的边界，将各国投资者玩弄于掌中。在国内，美国为了填补技术停滞之后留下的经济增长缺口，于1999年抛弃了经典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推出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金融监管。当时，无论是一言九鼎的格林斯潘还是智商超高的克林顿，都被金融之于经济增长的巨大光环效应所迷惑，认为金融已经可以充当经济发展的动力。实体经济完全可以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取得持续快速发展。其结果，美国经济在空前经济繁荣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日渐失衡的局面。金融生态不断恶化，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贪婪本性迅速膨胀，CDO和CDS等金融衍生品四处泛滥，价值链越拉越长，各家投行的杠杆率也变得越来越高，加上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的缺失，使得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领域引爆了危机。
可以说，重振美国金融业，是防止美国经济被竞争对手超越的必然选择。笔者去年九月曾在本版说过，次贷危机表明，代表金融学前沿发展方向的金融衍生品和工具尽管可以成为赚钱利器，同样也可以成为导致金融机构自我毁灭的内生毒药。因此，美国必须在收拾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烂账的同时，切实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而从此次的金融改革蓝图来看，白宫将对银行、对冲基金和有毒资产等动大手术，正是避免美国经济继续被不受约束的金融机构所绑架的当然行为。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奥巴马决定让美联储作为超级监管机构肩负起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责任。这在以往是很难想像的。众所周知，过去，正是由于格林斯潘的纵容，花旗、高盛、大小摩以及大大小小的对冲基金才敢于利用他们对金融信息的垄断，运用他们掌握的复杂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所以，现在奥巴马要求对银行的资本、流动性以及杠杆率严格监管，要求对冲基金必须在政府注册，大型对冲基金将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管，至于抵押贷款以及其他消费产业将被监管，特别是有毒资产也将受到全球透明性法规的监管。可以说，美国透过“金融白皮书”释放的金融监管改革路线图，目的是修复因受危机冲击而大大受损的金融竞争力，进而恢复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面对美国刮骨疗医式的金融体系改革，作为致力于成为世界金融强国的中国，亟须切实评估美国的上述举动对美国乃至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决不能窃喜于国内的金融机构侥幸躲过这场危机冲击而暂时缩小与美国同行差距的表面繁荣。正如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中所指出的，现阶段，中国仍需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事实上，我们的银行体系暂时的稳定和经营实力的增强是在竞争对手式微的情况下获得的。尚在发育中的证券市场很难经得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冲击。中国尤其欠缺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敢于叫板跨国资本的种子选手。中投由于投资经验和高端人才的欠缺，短期内尚难成为国际顶级投资机构。因此，为防止中美可能再次拉大金融发展差距，中国亟须把握目前难得的时间窗口，及时出台前瞻性的一揽子金融改革方案。
笔者认为，中国应以银行业改革为突破口，锻造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今后一段时期，银行业需要在巩固已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拿出一份契合中国银行业发展路径、真正能够增强内生性竞争优势的菜单。特别是要以制度创新和战略性人才培育为抓手，着力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风险防范，提升监管水平，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中资银行真正建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较强的世界级银行。让其不仅可以有效捍卫国家金融主权，更可以成为中国建设强大资本市场，实现拥有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以及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等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