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上海已被定位成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在百年一遇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处于国际金融中心顶层的纽约和伦敦呈现式微态势。昔日把持国际金融版图的华尔街至少需要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元气；伦敦金融城的前景似乎更为黯淡。英国日前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成金融业者计划离开伦敦到苏黎世等其他金融中心工作。中国的确迎来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在全球金融价值链环节分工地位的时间窗口。
不过，尽管上海迎来了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时间窗口，但外部势力未必乐见中国大陆出现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因为，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一国参与全球金融分工进而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载体，历来是发达国家构筑金融“高边疆”的重要依靠。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一直主宰国际经济事务，仰仗的就是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国际货币本位币的美元以及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即便是早已降为二流经济强国的英国，英镑早就日薄西山，但面积只有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却是英国极为珍视的明珠之地，被唐宁街视为其维持全球第二号金融强国地位的核心地带。因此，世人看到，在金融危机严重毁伤英国金融业的紧要关头，英国政府在拯救本国金融业保持伦敦作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地位方面毫不犹豫，目的就是要维持英国相较于同级别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
可以说，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金融主导权争夺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若要摆脱经济发展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进而在重构国际金融秩序过程中拥有与本国经济实力相称的发言权，就必须打造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但从国家竞争角度来看，中国要博得国际金融话语权，进而成为世界金融强国，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可能并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拥有足以与它们抗衡的强大金融实力。道理很明白，中国金融实力的崛起就意味着西方世界金融主导地位的削弱，意味着中国进入原来由它们控制的势力范围，甚至会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主要金融大国及由其控制的外资金融机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国际舆论，短期内未必乐见中国大陆出现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这是中央政府和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制约因素。
而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出现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除了区位优势、营商环境、管理效率与实体经济依托之外，还需要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被国际金融界广泛认可的金融气质。多年来，伦敦和纽约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金融中心，与其基于诸多因素形成的别国难以匹敌的金融气质密切相关。而东京始终难以进入国际金融中心的顶层，其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固然是一个约束因素，但日本自战后以来在国际经济领域过于精明的表现，也是国际金融机构不愿支持东京作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香港似乎更具金融中心的气质，它拥有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多年来形成的与现代金融发展相适应的有效、公平、透明的制度体系，是香港傲视周边的重要资本。只是小岛型经济的香港（同级别的还有新加坡）无法像伦敦和纽约那样拥有国家的鼎力支持。但金融中心的创建从来都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是国内外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上海应该对标伦敦、纽约，借鉴香港经验，淡化行政干预，着力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争取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在沪设立第二总部或市场总部，吸收世界级的金融机构扎堆上海。如果极具指标意义的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能在上海上市，如果美欧主要企业不仅有意愿更有可能在上证所登陆，则标志着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定位初步被主要金融大国、外资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舆论所接受。
从操作层面来说，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除了贯彻执行中央和上海业已出台的相关措施之外，亟须启动系统性的政府与企业公关，力争以开放的金融胸怀、卓越的营商环境、广受认可的金融气质，创造有利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度环境与舆论环境。应该说，已有一定影响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个很好的沟通平台；“陆家嘴金融论坛”也在不断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过，对于有着一定历史底蕴但欠缺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舆论实质性支持的上海来说，如果能够建立类似“金融中心建设推广署”这样的公关机构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许是一种较为优化的选择。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