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满平
在经过大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强力刺激下，遭受全球金融危机打击的中国宏观经济成功终止了去年第3季度以来加速下滑的态势，并开始步入缓慢回升的通道。今年上半年，GDP增速触底回升、固定资产投资井喷式的增长、工业增加值小幅波动中的企稳、PMI指数连续几个月超临界值的回升、消费稳定的增长以及财政收入的回升等6方面的指标，足以向世人表明，中国将率先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并将为全球经济的全面复兴起到带头作用。
但另一方面，凡事都存在两面性，我们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回暖并不是药到病除、彻底的回暖，而是带着各种问题的回暖，其中一些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一直存在并强调过，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后反而病情加重。这样的回暖，笔者以为是“带病回暖”，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回暖是受政策强力刺激而成的，更准确地说是受投资政策推动的，属于“政策性反弹”。有专家测算过，如果不采取扩大中央政府投资规模、增值税转型等一揽子经济政策，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仅为5%左右，其中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在4%以下。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后，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5%左右，而第二、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9%。可见政策之作用之巨大。从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1至5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零售销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32.9%、15.0%，增速与去年同期分别提高3和4.8个百分点，而进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20.5%和-28.7%。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投资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进出口已经基本被废掉了。而从投资的来源看，政府投资是最主要的，仅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我国政府新增投资就已达到3000亿元。可以说，在全社会呼吁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多年后，最终还是回归到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并且其推动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这种增长模式从长久看依然会受到资源、能源等瓶颈制约，而且还会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副作用，如投资效率下降、需求结构异化、劳动力相对价格下滑等。此外，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还存在着低效、提供寻租空间以及挤出私人投资、为下轮产能过剩埋下伏笔等诸多弊端。
从结构上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两面性”，并出现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相互背离。
“两面性”主要体现在刺激经济措施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资源配置向国有企业、上游产业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国进民退”的步伐有所加快，而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却面临重重困难，举步维艰：一是在银行信贷方面，当前信贷投放对象过于集中于大企业。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全国19家主要银行中，50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约60％，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融资。其次是在获取投资项目方面，通过投资项目核准等方式，近90%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民营资本被排除在外。从整个产业链上看，刺激经济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偏向于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有绝对比重的领域，而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获得显著受益。这种结构性差异所带来的“国进民退”浪潮使得国内企业界出现“冰火两重天”：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凭借政策和资源优势不计成本地跑马圈地，而中小企业却处境困难。最近媒体披露的两则新闻正是上述现象的写照：一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频频出现天价的“地王”，基本上由大型国企拍得；二是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目前中小企业在金融风暴冲击下40%已经倒闭，另外还有40%正在生死边缘挣扎。
宏观经济指标相互背离的现象有很多，例如在工业增加值反弹的同时发电量却持续下滑；在货物运输和PMI值反弹的同时港口运输同比依然负增长；在总体工业产量上扬的同时工业利润同比增速持续下行，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越亏损、越生产”的局面；在股票市场持续走高的同时，上市公司和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大幅度下降；在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与实体经济增长缓慢的同时，物价总水平却持续负增长等等。在这些背离中，与民生相关最密切的背离是：在物价总水平负增长的同时，社会上通胀预期却日益增加。据笔者测算，6月我国CPI预计为-1.5左右，连续5个月负增长，按理说是属于通缩范畴，但实际生活中却出现钢材、成品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普涨，工业品、农产品价格止跌回升，房价、股票等资产价格持续走高的现象，进而引发社会对新一轮通胀的预期。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一是中国CPI统计结构不合理，食品占据的比重过大，不能反映社会真实的价格水平；二是我国的天量信贷资金部分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而非实体经济，推高了资产价格，并带动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三是对欧美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充裕引发通胀的担忧。
经济能够回暖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带病回暖”的现实，却让我们不能不格外谨慎。加紧通过调整资金结构，把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尽快化解那些宏观经济中原来存在的问题，在政策的强力刺激下派生出新的“毛病”，已是刻不容缓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北京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