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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靓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经济，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出现了以外贸出口受挫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困局。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必须突破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形成以内需为主或内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新模式，才有可能走出困境。为此他提出，当前中国应从科学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行利率自由化、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等六个方面入手。
去产能化尚需时日
于学军认为，我国经济连续近六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持续高增长的外贸出口。外贸出口不仅体现为本身在外需拉动上的作用，而且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等形成的国内需求，一外一里，一明一暗，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困局，关键原因即是外贸出口受挫，从而使中国产能过剩，继“去库存化”之后又面临着“去产能化”，外贸出口下降皆因美欧等主要终极消费市场遭受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所致。因此在短期之内，只要外贸形势得不到彻底好转，中国经济增长困局便难以根本改变，“去产能化”仍需假以时日。
于学军表示，从长远来看，中国可以寻求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以获取经济长期有效的增长，即突破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形成以内需为主或内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新模式。但那需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并不能在近期完成。因此，指望在短期内重现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的高速增长，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国际化，中国又形成一个外向型特征极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在当前遭受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并不可独善其身。危机的影响预计将是长远的，即使危机在两年之内能够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反弹，国际经济增长的格局、结构也会进行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增长也许从此即进入一个长期调整的低迷时期。
“六招”促转型
于学军提出，我国当前亟须关注和制定六方面的主要经济政策：科学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行利率自由化、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等。
如果单方面把我国经济仍然保持在高水平增长上，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加大各种经济资源的投入；二是容易造成经济数据的不实统计。于学军认为，目前我们要重新思考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模式等等，而不必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指标，特别是要强调“保民生”的重要性。
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至关重要，这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得以坚持实施。目前人民币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我国的外贸出口及经济增长依然较为困难。但这并不是均衡汇率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终极消费市场深度下滑所致，因此暂时并不能依靠压低人民币汇率来解决我国的出口下滑问题。“即使中国仍然面临出口困难，即使经济增长的压力暂时不减，中国仍要敢于将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适当脱离美元而更多参照欧元等其他所谓的‘一篮子’货币。这当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我国的外汇储备应保持大体平衡。”于学军说。
房地产市场作为一国经济发展晴雨表，其政策的长期稳定，应着眼于满足居民的实际住房需求上来，稳定价格、稳定预期。其核心是拒绝“炒房”，防止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于学军认为至少应坚持两条：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资购买中国的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击国际热钱追逐人民币资产，从而避免形成人民币资产泡沫；二是各级政府出让土地必须实行公开拍卖，所得款项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专门设立的公益账户，用于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及经济适用房开发的资金来源。
此外，放开资金价格即实现利率市场化，打破金融体系的管制与垄断，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及“三农”金融服务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标志，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即实现由市场竞争主体依据市场竞争规律而形成的定价机制，这方面可分阶段进行。
于学军指出，在当前应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巨额的信贷投放自有其必要性，但长期来看却无可避免地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膨胀会引发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二是出现资产泡沫并导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当前还是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放弃基本的调控与监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