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如果不出意外，美欧和日本今年经济负增长将成定局，而中国极有可能通过政府主导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率先从全球衰退泥淖中上岸。
只是以经济增长的质量衡量，上半年经济是在非均衡的状态下继续运行的，粗放式增长特征明显，与中央的预期也有一定差距。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初衷，是在保增长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战略转型。但是，今年以来，在保增长的旗号下，银行的信贷就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易放难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已演变成“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尽管有人可能说，上半年超高的新增信贷是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的一种工具性政策安排。但信贷与投资高速增长的隐忧绝不能忽视。一方面，投资低效率状况继续存在，甚至有递减之势。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尽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月同比增长了10.7%，将一季度的5.1%拉升至二季度的9.1%。但是以经济类型来划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增长1.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幅为1.2%，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分别增长了5.9%和9.4%，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来源不是前两类企业，而是贷款倍受歧视的内资非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天量信贷在投资结构上的失衡，又加剧了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使得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不到70%。至于业已呈现的资产泡沫风险更应引起决策层重视。如果说，A股上半年60%以上的反弹是建立在去年超过70%的深幅下挫背景之下，且有货币政策的推动、经济复苏的强烈预期以及监管的改进因素，那么房地产行业急速形成的泡沫以及随时可能面临破裂的危险却是蚕食经济复苏成果的重大威胁。因为，房地产价格飙升是在整个行业供给过剩而民众购买力未有实质提高的背景下实现的。如今，一套普通公寓的平均月供高出同户型公寓每月房租，表明在投机因素的作用下，投资者预计房地产价格会继续走高。而往昔经验教训早已证明，由于投机和流动性过剩引起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不仅会使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更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
更令笔者担心的是，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以牺牲经济转型为代价的。尽管早在14年前，政府就已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只不过在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短期内难以被取代的情况下，这种转变在当时并不迫切。特别是在既有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很难避免，那些投资规模大，见效快的重化工业项目长期以来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爱。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对提供公共品的热情一直不高，加上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政府为了短期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转型大局。而今，在应对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冲击、全力保增长的旗号下，经济转型这个系统又复杂的命题，更不可能成为各级各地政府的政策优先项。只是必须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有效性的阶段。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有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其结果，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长期增长潜力，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明显下降。因此，从增长的阶段性意义来看，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持续。尤其当中国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像发达国家那样下降。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积累，更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可见，假如没有均衡的经济增长，仅靠超预期的信贷刺激规模带来量的扩张，不仅难以避免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加剧经济失衡，抑制投资效率可能更高的民营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更有可能引致资产泡沫的破灭，使经济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低效率状态。因此，宏观经济的下一步既要保增长，更要拿出落实结构调整的时间表，适度控制再杠杆化，适时扔掉投资单拐杖，以结构改善和效率改进引领经济全面复苏。
为此，笔者建议，国家应成立临时性的强力协调机构，在切实评估既有经济政策的中长期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经济转型的全方位一揽子方案，使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更加同步协调。同时，督促地方政府切实执行经济转型方案，化解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以求真正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着力改善民生福祉的角度一心一意谋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