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俞越
近日，国家统计发布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各项数据指标，GDP同比增长7.1%，在全球经济出现企稳回暖的态势下，中国经济率先出现快速反弹，凸显上半年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及时，政策得当。从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来看，一季度经济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估计三季度经济增长将会在9%以上，而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很有可能突破10%。随着国际经济的回暖复苏，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会在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发挥下进一步加快，料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完成8%已无悬念。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调结构比保八更重要。
经济回升基础仍不牢固
此次经济快速反弹，主要由投资拉动。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同比下降2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增速比上年下降6.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上半年在GDP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41%，下拉GDP增长负2.9个百分点。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结构来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且在国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扶持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于城市。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68.9%，第二产业增长29.0%，第三产业增长36.6%，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
由此可见，上半年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为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增长，经济增长结构仍不平衡，经济增长基础仍然不够牢固，消费、进出口与投资综合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未能完全实现。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投放过快，粗放式的信贷规模增长，及低廉的资金使用成本，使得信贷风险再次开始积聚，信贷资金流向的资产套利倾向，更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信贷投放过快的弊端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贷款7.37万亿元，已经超过2008年全年的新增贷款的1.47倍，由于银行贷款业务是滚动式进行，除了存量增长外，考虑到信贷收回与再投放所提高的流通速度，信贷增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在今天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银行体系较强的增发信贷能力应该是中国经济最独特和最重要的优势。
但是，信贷增速过快，信贷规模过大的弊端也在隐约显现。第一，粗放式的信贷扩张，难以优化信贷结构，确保资金流向同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一致，从而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的结构不平衡。第二，增添了信贷决策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增添了信贷决策失误和资产质量恶化的风险，从而为银行体系的中期稳健性造成隐忧。第三，可能造成信贷资金大规模地流向房市与股市，不仅未来会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泡沫与通货膨胀，而且信贷资金没有投放到实体经济，失去其应有的作用。第四，这种信贷扩张速度与规模持续下去，将导致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银行体现乃至金融体系稳定性将会受到影响，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可能会重蹈覆辙。第四，2009年上半年我国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以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成为了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这种企业融资结构上的严重失衡蕴含着一定的风险。
随着创业板的推出，下半年，政府将扩大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并且可能缩减信贷投放规模，严控信贷资金投向，改善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结构，保障经济平稳增长。但是，改善经济结构失衡应当标本兼治，在改善企业融资渠道与控制资金流向之外，我国还应当大力推进城市化，以城市化替代工业化，从而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
以城市化替代工业化
从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已出现企稳回暖的迹象。我们对全年保八充满信心。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保八。因为GDP反应的只是经济数量，而不是经济质量。结构没调整，保八又如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依然不平衡，其中所有制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城乡经济结构、一二三产业结构、产业内经济结构、产品结构、贫富结构等方面均存在相当程度的失衡。
从所有制结构调整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应当退出非国计民生产业，淘汰落后国有企业，让利于民营企业，从而增加整体经济的活力。从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来看，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依然滞后。从城乡经济结构来看，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使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三农”问题依然突出。从一二三产业结构来看，虽然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不断增快，但是从经济总量来看，仍是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服务业规模依然偏小。从产业内经济结构来看，产业链上游资源类企业利润率较高，而产业链下游企业利润率较低。从产品结构来看，钢铁等基础原材料产品产能存在过剩，低附加值产品仍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贫富结构来看，我国目前贫富差距依然较大。
目前，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俨然已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但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大国崛起强国梦，我们需要完成三个“替代”，即内需替代外需、消费替代投资、服务替代制造。而这个三个“替代”，需要以城市化替代工业化加以实现。
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我们走的都是工业化路线。工业化必然依靠投资拉动，投资拉动的工业化必然产生巨大的产能，巨大的产能必然带来强劲的出口，以外需满足产能扩张的需要。当外需受阻，内需又滞后的时候，巨大的产能就会形成过剩。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30年乃至60年甚至上溯到自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的思维方式，以城市化替代工业化，并实现前面所说的三个“替代”。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城市化必然会产生集聚的消费力。城市化有助于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此，以城市化替代工业化可以降低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可以促进整体经济协调平稳发展，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