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显著生效了，说明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但股市楼市的火爆引发泡沫之忧，货币政策的调整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对高于25%的货币增速提出了“适度”质疑，厉以宁老前辈也在支持货币政策不变时反复提出注意“适度”。看来在现行货币政策基调之下，“适度”宽松的标准还是个悬疑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行货币政策最常用的术语是“稳健”，所对应的广义货币增速是在15%左右。此前有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提法，所对应的广义货币增速一度高达30%以上，但多数时间是在20%以上。“适度宽松”是央行今年首次使用的政策用语。在此期间，广义货币增速突然拉高之后在25%以上企稳，似乎意味着25%左右的货币增速就是央行界定“适度宽松”的标准。抛开利率等其他政策工具，这个标准和此前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差距不大。

　　再看另外一个指标：M2/GDP之比，这是一个衡量国民经济货币化率的指标。中国的货币流通有“两高”：一是货币增速高；二是广义货币与经济增长的比率也高。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教授曾提出过一个命题：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有“迷失的货币”，所以能够接受较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在多数年份都保持在GDP的一倍以上。按照货币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迷失的货币”，以这种速度创造货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M2/GDP比率的研究中，著名学者如易纲、余永定、樊纲和夏斌都颇有建树。最近业内被引用较多的文章是刘明志先生的研究，在他看来，超额发行的货币主要“迷失”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之中，当时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内的确存在巨额不良资产。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银行的不良资产有限并且没有显著上升。那么还有哪些领域会“迷失”货币呢？这是一个谜局，25%以上的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减去“迷失的货币”，货币政策才会有“适度”的宽松。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超额发行的货币可能“迷失”在哪里？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化和证券化是解读货币“迷失”的关键，货币“迷失”的主要领域既含不良资产，也含优质资产，特别是股市楼市和现代服务业。1978年，广义货币流通量占GDP的比重只有32%，这代表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货币化率。经济改革是从“村里人进城”开始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不到20%逐步达到近40%，目前仍呈上升趋势。股市楼市和城市商业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率，特别是在居民住宅商品化和银行开办按揭贷款业务以来，超额发行的货币被房地产业大量吸收。所以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标准可以界定为货币增速15%左右的“稳健”，也可以界定为货币增速25%左右的“适度宽松”。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特别推崇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以及新市场的开发。在我看来，格老喜欢熊彼特的原因在于：创造性的毁灭能够在两个层次吸收超额货币，创造的新市场会吸收超额货币，毁灭的传统经济也能吸收超额货币。对于格老这个“超级货币供应商”来说，这是化解通货膨胀的最大安慰。既然货币能够“迷失”在不良资产中，为什么就不能“迷失”在优质资产中呢？城市化的进程可以解读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创新，它不仅能够吸收在城乡间流动的人口，而且能够吸收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流动的货币。

　　用“迷失的货币”来解读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看似不合理的广义货币高速增长有了合理性，也就没有必要因为股市楼市的火爆而抽紧银根。因为，如果股市楼市双双熄火，超额发行的货币无处“迷失”，25%以上的广义货币增速就可能转变为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政策效果就会适得其反；“迷失”的货币若不能被创新的生活方式所吸收，就会变身为隐形的通货膨胀逐渐浮出水面。

　　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到都市文明的进程之中，也是城市第三产业增长的加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发行速度和M2/GDP比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发展的进程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结构调整的本质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工业化是创造性的毁灭，未来三十年的城市化也是创造性的毁灭，一个即将拥15亿人口的国家将在未来20-30年中完成一次历史性的人口大迁徙，改变至少5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人口流动伴随着货币需求的增长，货币增速会先快后慢，M2/GDP的比率也会先高后低，所以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一个较长期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