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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本轮危机爆发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一直在呼吁进行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方面的改革，以避免悲剧再次重演。专家注意到，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压力的增加，也使得美方在货币问题上的立场悄然软化。不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再大肆炒作，在国际储备货币改革方面，美方似乎也已做出让步，比如刚刚通过的特别提款权（SDR）的大规模增发。
⊙本报记者 朱周良
危机让美国放下骄傲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金融领域的一大最新动态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日公布了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增发方案，为发展中国家分配了1000亿美元的SDR。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特别提款权的增发，意味着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升。他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储备货币的快速增长，特别提款权已逐渐被“边缘化”。
“不管怎么样，这算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本来美国一直反对SDR增发。”徐明棋说。对美国来说，虽然也增加了特别提款权规模，但其实并不需要。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发SDR却是很有好处的。
专家分析说，特别提款权说到底就是一种融资权力，主要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如美国本身可以随意发行美元，因此并无这方面的需求。当一国遇到经济困难时，可以动用自己持有的特别提款权到IMF或其制定的成员国（如美国）换取所需的硬通货，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但如果是直接到美国借钱，美国可能施加各种各样的条件，与此相比，特别提款权的兑换则是无条件的。
在此之前，曾有国家提议将特别提款权的规模从214亿单位翻一倍，至428亿，但握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坚决不同意。而这一次一下子增加2500亿美元，美国居然同意了。专家表示，从这个角度说，美国这次是作出了让步，而这更多可能是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
徐明棋认为，美国同意增发特别提款权，为的是换取中国等国家的支持，以便美国继续推行大规模经济刺激。美国希望通过让步换取其他国家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这对美国国内金融市场和经济的稳定是有利的。
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学者、前IMF中国部门主管普拉萨德则指出，相比以前，此次对话更加凸显了中国作为美国平等对话伙伴的地位，这表明世界权力明显已经转移。
SDR能否当超主权货币
美国咨询机构高频经济的首席经济学家温博格本周表示，在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两国将就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地位展开坦率交流。他预计，中国会加紧推动美元之外的替代储备货币，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争取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改革方面，“超主权货币”一直存有争议。一些人认为，超主权货币的主张不是很现实。
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国际金融主管曼索尔·戴拉米日前在上海表示，现在大家都在说应当考虑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但问题是这一设想可能并不现实。特别提款权要成为国际货币，首先面临程序上的障碍，需要在IMF内85%的投票权批准。“真正要把SDR作为一种储备货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取决于各国政府多大程度上愿意把手中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特别提款权。”戴拉米说。
不过，徐明棋认为，特别提款权本身就具备作为超主权货币的特质，特别是在最近的大规模增发后。“虽然SDR不是一种完整的货币，但在官方资产交易中它就是货币，起着计值和储备的作用。”徐明棋说，“它只是没有在市场上被用作直接的交易媒介，但随着时间推移将来也是可以推出相应的SDR工具。”
徐明棋进一步指出，此次特别提款权的增发，是在间接地朝着中国所提议的货币改革方向迈进。对中国来说，支持扩大特别提款权作用是因为当前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中国主张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其他货币也会增加储备货币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也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如果将来人民币也能成为SDR的组成货币之一，那对于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地位无疑是极大的提升。
很多专家都指出，考虑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益重要的地位，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是迟早的事，相关讨论事实上已在私下展开。
人民币国际化利在全球
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的多位专家都指出，中国推动国际货币改革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即实现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多元化。就现实的目标而言，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当务之急，这也是符合全球利益的选择。
戴拉米表示，回顾过去六、七十年，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在“小修小补”维持到现在。“现在好比1944年那样，应当下定决心，对这个体系做一次根本性的改革。”戴拉米说，“而我本人相信机会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但我们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明确的行动和关键的行动。”
戴拉米特别指出，中国政府近期采取的一系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令人鼓舞”。“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仅能够让中国受益，也能够让全世界受益。”戴拉米说。他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从欧元获得一些借鉴，可以考虑以欧元作为一个模板制定中国的行动计划。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指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途径有二：革命、改良。目前的很多提法还是在“改良”的范畴。“但是，无论改良论者如何强调另起炉灶的成本如何高昂，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安排如何有其合理性，我们都必须做好‘革命’的准备并为此采取小步潜行的做法。”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则指出，从长远看，对一些较大依赖出口的国家，最好的局面还是单一贸易结算货币，而不是5种、10种甚至更多的结算货币体系，这对出口的持续增长不利。只不过，这样的单一货币该由谁来掌握，美国、中国、欧洲还是某一个世界政府，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话题。
汇丰银行的报告预计，随着中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到2012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将有每年近2万亿美元的贸易流将采用人民币结算，从而使得人民币成为全球三大贸易货币之一。
“中国经济的强大增长潜力使得人民币有能力成为未来的重要储备货币之一。只要中国在未来若干年中的GDP增长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人民币作为一种重要储备货币在各国央行账上所占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汇丰的报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