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是当今世界最高级别的双边经济对话了。中方的谈判技巧已炉火纯青，要求美国政府保证中国的美元资产安全，弦外之音是支持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因为，美元资产的安全首先是美元价值的稳定，而美元稳定的基础是什么？一是美国经济复苏，二是美国削减国债，三是美国债权人的支持。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在前两条在短期难以实现之时，保证美元资产安全的事儿就成了中国自己的责任。美国人也很聪明，当然知道中方这个要求的背后是对强势美元政策的善意承诺，也就不再对人民币施压，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各得其所。

　　美国经济已经企稳。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总消费在2007年3月的水平上止跌了。也就是说，一场危机让美国经济倒退了近两年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相对经济实力上升了，因为中国经济是在减速，不是倒退；中国财富赔得少，美国赔得多。相比之下，一国在前进，一国在倒退，一国大赔，一国小赔，中美对话至少在态度上平等了，所以两国的经济对话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国家之间的对话也和人与人的交流一样，有三个层次：肚子、脑子和心。用肚子想问题的时候，双方都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所以只能靠战争解决问题；用脑子想问题的时候，都坚持各自的意识形态，恨不得你说服我、我说服你，所以“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冷战而不解决问题；用心想问题的时候，才会有真诚对话，风雨同舟。

　　一场金融海啸突如其来，又呼啸而去，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少数人的阴谋，却至今没有找到阴谋家；有人说是华尔街的集体犯罪，却至今找不到罪魁祸首。其实这场金融海啸的真正原因是两大失衡：虚实失衡和中美失衡。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过度膨胀的虚拟财富要“蒸发”，中美失衡的经济结构要调整。宏观经济虚实失衡有太多道理，姑且放在一边。中美失衡与金融海啸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20多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美国成为世界消费中心。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高负债互为条件，使中国的高生产和高出口获得了美国高消费的支持。这个大宏观的经济平衡在“次级债危机”爆发后被打破，美国的高消费突然消失，中国的高出口因此受阻，于是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正转负，中美之间原来的平衡转为失衡，导致美国经济虚实失衡的金融危机演变为一场金融海啸，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萎缩中几乎席卷全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金融危机与中国无关，那是美国政府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但中美经济的失衡却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就使中美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具有危机公关的含义。

　　在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化解之前，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高度依赖政府的流动性注入，也就是政府的举债投资或超额货币。中国超额发行货币是为了驱动投资性增长，填补出口负增长的缺口。美国超额发行货币是为了填充金融“黑洞”，恢复金融体系的稳定。两国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加速货币的发行，这时美元的稳定就成为美国经济恢复的关键，而美元的稳定依赖中国的承诺。通俗地说，美元像一根绳子，几十个国家悬在上面，美国经济在危机中倒退，美元这根绳子开始抖动。中国已增持到8千多亿美元的美元国债，就好比用另一根绳子拴在美国人的腰上说：顶住！可想而知，是谁在保证中国的美元资产安全呢？就是中国政府本身！

　　这样解读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有理由判断在未来一两年内，美元/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相对稳定。实际上，主要国家的政府也都意识到，美元汇率的稳定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石，预计美元对主要国家汇率的波动也会相对平缓，恢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约定的汇率波动10%以内的年度区间。过去一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经常超过30%，这是国际贸易萎缩的原因之一。可想而知，在国际贸易的商品差价低于30%的条件下，如果货币汇率的波动超过30%，买卖商品还不如炒货币，制造业加工还不如炒大宗商品，全球经济的货币环境自然会压抑实体经济的复苏。结论是，美元的稳定将会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中美对话的基调将成为各国对美经济政策的参考。

　　稳定、增长、就业，这是当今世界的经济价值观。在经济学的解读中，这就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扩大了国际化的实践。为此，人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长期的通货膨胀与负债增长。不久前在巴菲特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有一个孩子提问：巴菲特爷爷，您们这一代人发了这么多的债券，真的是要让我们将来来替您们还债吗？巴菲特的回答是：好好学习！（是啊，学会了，也让你的孙子替你还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