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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十示”系列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答：当时国内也有抽象艺术的呼声，吴冠中还写文章提倡“抽象美”。但当时的一些抽象艺术的作品，所表现的还不是抽象，还是意象。有的作品虽然内容是抽象的，但题目却是意象的，让观众产生这样那样的联想。
问：你的“十示”系列有什么特别之处？
答：我的不同之处是，把上面提到的那些联想都切断，让观众就画面看画面。这是因为我对西方当代艺术也比较了解，觉得我的抽象艺术探索，只有另辟蹊径，走边缘的路才有可能成功，那就是把艺术与设计结合起来，把绘画性都抹掉，完全打破观众看画的习惯。
问：你选择“十示”系列的表达方式，与你的早期经历有关吗？
答：我从工艺美校毕业后，在去上大美院读本科前有过3年工作经历，在一家玩具厂的技术科做包装设计。这就使我在后来酝酿“十示”系列时，想到走设计与艺术结合的路子。还有，当时经常与印刷样本打交道，注意到上面为套色印刷而留下的十字坐标。这也为后来酝酿“十示”系列时选择“十字”埋下了伏笔。
问：在“十示”系列推出前，你的创作做的是什么？
答：我的第一件“十示”系列的作品1988年创作。在这之前，1985、1986年的作品，已经有十字符号，甚至有大叉的形象。再之前的1983、1984年，我画城市风景。90年代著名的国际策展人老汉斯来我的工作室看到过这批作品。他当时说，我的都市风景作品侧重于对建筑的描绘，偏向于结构，所以会走抽象艺术之路，会发展到做“十示”。
“十示”系列的变化
问：“十示”系列推出后你面对了观众和朋友的齐声质疑，你是如何看待的？
答：一种新的艺术语言的出现，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如印象派，当时对沙龙艺术产生很大的冲击，现在看很温和。“十示”系列推出时，有许多质疑，都是针对绘画性问题的，我自己亲身感受到了周围的朋友的反对。不过我当时却心中暗喜，认为自己实现了自己的想法，走在了时代前面。当时我也年轻，血气方刚，感觉身处革命阶段，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一种宣言，还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些自我申辩，文体是宣言式的，语言也比较夸张。
问：其实你当时还做过一些其他的艺术探索。
答：对。我读大学考的是国画系，学校里也做过水墨实验。1986年还做过行为艺术，带有模仿的色彩，只是看了一些图片就刺激了自己的想法，因为那是前卫的，刺激的。与做“十示”一样，就是要反叛传统、反叛体制。
问：你的“十示”系列一画就是二十多年，有人说你没变，有人说你变得太快，你是怎么看的？
答：当然有变化。从大的方面看可以发作两个阶段：前期是“朝内”的，完全是自我的系统，后期则是是向外的，与城市发展有关。按理说抽象艺术是自我的艺术，不关心外部世界，但1998年后我开始关心上海的城市发展。再进一步看，还有许多时期：如在前期也有不同的阶段“刚开始是追求形式上严谨的时期，用尺与胶带画十字；然后是回顾传统，用粉笔、炭、瓦楞纸等创作，有表现的成份；再以后则是用布料，如苏格兰格子布、未上胶的麻布等；最后则是用强烈的荧光颜料创作。
“十示“系列的创新
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系列的变化？
答：这与我一直要不断创新有关。如一开始为了强调精确，采用非人工化的画法，弯着腰趴在地上用凳子画直线，把腰也累坏了，不得不改变方法。另一方面我也开始反思，精确是不是仅仅靠工具来做才能实现？是不是一种意识与感觉？于是探索新的画法，过渡到“自由的精致”阶段。到了1992年，我的画法放松了，画起来流畅了，画面漂亮了，产量也高了，但我又有了新的恐惧了。于是就再收，去掉颜色，回到黑白。1993年画了一批黑白作品。
问：为什么对创作过程中的流畅会心怀戒惧？
答：一种方法用久了就会熟练。但我认为熟练是艺术创作的大敌，一旦形成习惯性的做法，即使只是技术操作上的熟练，都意味着艺术的死亡。我在创作中因此不断摸索陌生化的方法，把自己的创作速度放慢，就是为了保持不断创新的姿态。
问：许多人虽然仍看不懂“十示系列”，但也有许多人成为你的后来者，对此你怎么看？
答：过去画“十示”系列心中窃喜，因为周围的人看不懂。现在周围人都上来了，就感到了新的压力：既要不断往前走，又要保持自己的特点与地位，其中充满了矛盾，要我去尝试各种可能性，不断寻找突破，至少每张画都有差异，不要处于重复状态。
问：近年来你还做了其他多种尝试，如创作雕塑，设计别墅与桥梁等建筑，还与世界著名品牌爱马仕合作推出了用你的作品设计的四款围巾，你的目的是什么？
答：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做各种尝试，与建筑师，服装设计师，品牌设计师等合作，主要是为了了解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表达语言，尝试各种可能性，寻找一种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