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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宏
中银基金副总经理俞岱曦：团队之力
基金周刊：中银基金的投资哲学是什么？
俞岱曦：关于投资哲学我们内部总结了三点：1、公司的内在价值由基本面决定。2、股价从长期来看由公司的内在价值决定，而短期则受市场的供求关系影响。3、研究能够创造价值。这是比较基本的3个方面。
关于内在价值，每个人、每个团队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没关系。我们想表达的是，我们对自己投资的定位，是通过对公开信息的分析，通过对基本面获得价值增长（value added）的。我们相信，这个市场还不那么有效，通过主动的研究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基金周刊：你是否会在团队里鼓励多样化的投资风格？
俞岱曦：我们会在“研究创造价值”的主流思维下，尽量鼓励投资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思维的碰撞。坦率地说，我不认为投资风格可以统一。我认为，投资风格很多时候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和这个投资经理自发形成的，和这个投资经理的个性有关。
我希望我们团队有个主流的哲学，简要一点，就是股价由什么决定的？ 我们是不是相信研究创造价值。坐在办公室里不调研、不看报告，就看盘面成功的投资经理我也看到，但无法复制，难以成为我们的投资哲学。
基金周刊：你如何理解投资的艺术部分，你们是否更崇尚中长期的投资？
俞岱曦：艺术在投资上是存在的，尤其是短期的市场内。每个投资者会因为不同的风险偏好和资金周期，产生不同的市场行为，基金经理和研究员都是如此。所以，市场有供求、有买卖，而这些东西影响了短期交易。但是我们相信，投资中长期仍由价值决定，这个价值是由公司自身创造出来的。股价短期内会围绕这个价值线波动。
投资周期和投资哲学是互为因果的，既然股价的中长期由价值决定，那么我们的持有周期肯定会考虑从更加长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时间约束对于投资人是非常大的。从长期来说，好公司和好股票是可以画等号的。但就短期而言，比如3个月或半年，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所以，资金周期对于投资人非常重要。
基金周刊：在业绩上国内更强调和同业比较，国外则更强调和benchmark（基准指数）比较，您觉得什么更合理。
俞岱曦：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发展时间、发展阶段的不同，没有谁对谁错。至于是国外的做法合理，还是我们现在的更可取，这和我们现在的市场状况、投资者的需要有关。
基金周刊：投研团队的组织、管理和提升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工作，作为投研团队的领头人，怎么考虑？
俞岱曦： 我认为，团队最核心的东西是——文化，通俗一点说，有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关键。整个团队，他要有一些共同的基础认识。这很重要。
对于中银的投研团队，我们有八个字 “共识 共享 共担 共赢”。
共识方面，主要是选人、用人的标准。共享方面，我们强调基金经理、研究团队的知识要共享，共享的前提是我们在大的认识上，大家讨论的平台是一致。共担、共赢，是希望团队的成员，在不同的阶段，业绩起伏的时候，可以互相帮助、共同承担，最终投资人、公司和个人职业生涯多个方面的目标均得以实现。
基金周刊：如何在制度上、激励鼓励这种团队精神？
俞岱曦：我觉得，基金管理这个市场是很广阔的，我们这批投资经理，未来的主要竞赛场应该是国际。和国外的基金经理展开竞争，是团队和团队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个人在公司内部，这30来个人的小范围内搞内部竞争。
舞台空间那么大，竞争思维的格局也应该更大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大家一定是共赢的，大家互相共享知识成果，互相帮助，互相依靠，共同提高，这才有意义。
在具体的考核机制上，我们也鼓励团队间的互助。投研成员的考核，当中很大一块是中银基金整个团队在行业的排名，而且，这个权重在单个人的考核中不会太小。
我觉得一个团队要形成合力，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价值观，第二个是流程和制度作保障。但最核心的还是价值观。
中银基金研究主管张发余：本轮经济增长高点或在2012年
基金周刊：中银基金在去年末就判断中国经济没有太大问题，这个判断从何而来？
张发余：短期看货币政策，中长期看经济周期。年初，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不大，主要是基于对货币政策的判断，同时我们也考虑了中长期经济周期的变化。回顾历史，从十九世纪初英国崛起开始，整个世界经济运行非常符合康德拉季耶夫长期波动周期，大致六十年一轮回。从历史上讲，每一轮衰退期都有一个大国崛起，1890-1913年，美国开始崛起，1920-1929全面超过英国。当时一战结束，欧洲还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中，美国顺势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一个节点。随后，日本和德国在1960年代末期全球衰退（1966-1973）时逐步崛起，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工厂。而2004年以后，全球再次放慢了经济步伐，这次轮到了中国崛起。这一步步非常清楚。
基金周刊：从历史来看，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崛起了，那么接下来会有哪些特征？
张发余：一般而言，一国经济的崛起一定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接近尾声、消费升级以及整体上经济回归到稳定状态，这些对我们的投资具有指导性意义。
具体而言，工业化接近尾声的标志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集中度提高、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接近，甚至在部分领域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以及中国产业真正国际化。这些过程中国还没有真正完成，但处于快速完成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革新并不是革命性的，而只是吸收和学习国外的技术，暂时创新性并不突出。当然，在缩短了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差距之后，中国就有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创新。这些特征表明，中国未来面临着大量的产业并购重组，同时，也暗含着那些龙头或蓝筹公司、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公司在未来的经济中拥有一席之地。
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也是城市化加速时期，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中，这意味着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未来发展最快的行业，而传媒、娱乐等行业也有望进入快速成长期。
消费升级则更多代表了居民将在解决了吃穿用之后过渡到住行领域，这不仅仅与汽车和住房的消费相关，也与金融、旅游等行业密切相关。
基金周刊：本轮经济周期，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都在进行大量财政投入和货币投放，以对冲经济衰退的压力。这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局面？
张发余：我们尚难对全球这种政策带来的影响作出全面地前瞻性评估，因为是第一次全球主要经济体联手采取行动，这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情况下发生的金融危机。而应对全球危机的策略也与以前不同。
从已经看到的特征来看，本轮全球经济周期确实与传统的经济周期不同。以前的经济周期很多是由于实体经济引起，在制造业领域存在大量的破产、失业和社会动荡，银行也会出现大量坏账，而在本轮经济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因为实体经济问题导致的银行不良率上升。
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货币投放可能是减轻这种压力的主要因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国以怎样的方式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是也需要采取政策协调，因为各国经济复苏的节奏并不相同，协调难度也较大。因此，处理不好，通胀压力就会非常大，甚至有可能出现某些人提到的最悲观的情况——货币危机。
就中国而言，我们认为，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后，主要矛盾应该是找好着陆点。
基金周刊：未来市场可能的风险在哪里？
张发余：除了估值压力以外，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可能是市场最大的风险。但就我们观察来看，未来国内市场发生货币政策的转向至少应该出现以下特征：第一，从国内来看，企业盈利大幅增长；第二，货币缺口消失。就是名义GDP和M2差距要收拢，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增加；第三是通胀要出现。历来统计表明 M 2上去之后，6~12个月后一定会传导到通胀上去。这是非常应该关注的东西。如果这三个特征没有出现，货币政策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方面，我们主要关注他的债券收益率。短期看，两年内美国货币政策有很大的维持的惯性。但通胀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如果美国通胀起来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快，美国将可能被迫加息，全球股票市场上涨的黄金时期可能结束，而且，不排除美国调息可能比我国还早的可能性。
基金周刊：面对现有的通胀预期环境，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哪里？未来一旦通胀发生，市场机会可能发生怎样的转变？
张发余：中国仍然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中长期的机会仍然在这一方面上。但就短期而言，下半年仍然是高增长低通胀的背景。由于目前CPI为负，通胀预期仅仅是预期而已，在通胀预期形成阶段，我们认为仍然是“流动性+经济复苏”的这条主线，投资机会可能在中游和出口，因为业绩弹性最大，而一旦通胀发生，资产和资源无疑具有更大优势，主流热点可能还会回到金融地产和上游资源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