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一早，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沈联涛刚忙完新书《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发布活动，匆匆赶往首都机场。对于每个月仅在中国内地停留一周左右时间的他来说，这周由于有新书发布活动，行程显得格外紧凑。利用其前往首都机场的短暂时间，本报记者有幸对这位亲身经历过两次金融危机且身兼要职的长者，就金融危机等话题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

　　严格监管是必要的

　　上海证券报：此次金融危机未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严格监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严格监管的措施是必须坚持的？

　　沈联涛：严格的监管是必要的。但也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要监管。如果监管得过度，完全堵死了创新，肯定不好。所以监管者的大难题就是要衡量这种两难，不可过度监管。正如我在书中所阐述的，对金融创新缺少监管是目前危机产生的症结所在，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断言所有金融创新都一无是处。只要新的金融产品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它们就可以在场外进行交易。但是一旦这些产品达到某种规模，就应把它们列入净额结算安排，监管交易对手风险和杠杆水平。私人账户适度不透明是对的，但是对于保障公共金融健康而言，透明和监管是必要的。

　　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不可分割

　　上海证券报：您怎么看当前各国采取的货币政策？这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何时能够退出？

　　沈联涛：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流动资金，各个国家的央行谁都不敢加息，因为一加息，大量热钱就进来了。以前的药现在已经不管用了，很多地方都是两难。

　　对于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问题，格林斯潘的态度是，货币政策不应该关注资产价格，因为这不是央行的问题，央行可以控制CPI，但不应该关注资产。但我认为不能这么做。因为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是有关联的。难道可以说，信贷风险跟流动性风险是可分割的、独立的么？危机一来的时候，两者是完全关联的、分不开的。

　　现在欧洲央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比两年前大了差不多2-3倍。因为银行系统的失灵，导致这些中央银行去代替银行给企业部门直接贷款、给消费者贷款、买垃圾债券。当中央银行深陷其中的时候，它怎么退出，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退出来过早或太迟，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跟股市一样，你出来得太早，可能你就没有赚钱，但是避免了风险；出来的太晚，你可能就是最后接盘的、最惨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博弈。中国的货币政策跟其他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是要共同退出、共同进入。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一举一动，别人都在看。人家会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是先兆。

　　盲目跟风是新兴市场大毛病

　　上海证券报：新兴市场股市对监管层的政策动向很敏感，常常因为某一政策措施的出台而出现暴涨或暴跌，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沈联涛：市场对监管层政策的高度敏感，是新兴市场股市要经历的一个痛苦过程。但是，监管者的行为也确实非常容易对市场产生影响。比如我处罚了香港某一个很大的投行，市场肯定会有波动。这就是投资者如何正确理解监管层信号的问题。

　　大家看到格林斯潘一旦说：“全面看好是无理性的”，股市就开始跌；他一说“美国经济现在开始有了结构性的改革，我们的效率提高了很多”，股市就会涨。在中国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相关监管部门的官员口风要很谨慎，不可以误导市场；但当市场出现恐慌的时候，又要给大家信心。我们还要做很大量投资者教育工作，这是非常必要的。

　　上海证券报：您怎么看最近A股市场的波动？

　　沈联涛：新兴市场有一个大毛病，就是跟风，如果散户和机构投资者都跟风的话，就会加剧市场的波动，股市肯定会大起大落。股市的内在价值和流动性问题确实对股市有一定影响，比如，如果央行放松货币政策，对股市是利好；收紧银根，对股市可能就是利空。

　　股市是在贪婪跟恐惧之间的博弈。所以买者自负的原则很重要。要做一个很明智的长期投资者，要知道把握自己不要失控。赚了有时候是要走的，亏了也要知道止损。

　　我在香港证监会的时候，基本不会担忧指数的高低。香港证监会的任务是保证证券行业的平稳发展，保证市场没有诸如内幕交易等不当行为。但监管者不可以让指数涨和跌，否则就变成了政府指导的指数，而不是市场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