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需求，以后谈平衡：这或许是审视目前全球经济需求的一种方式。在各项刺激需求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世界经济似乎将在今年秋季触底，然后开始缓慢而曲折的复苏过程。但更加平衡的格局是复苏的主要方面：西方世界应少花费、多储蓄，亚洲和中东等地区则应少储蓄、多花费。新兴经济体并不是此次经济危机的问题所在，但却明显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世界已经丧失了道德权威，不再有资格告诉新兴经济体应该做什么。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西方世界疾呼，让印度、中国等国家进一步开放经济。但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权威丧失的不是时候，因为目前是非常时期，听取别人意见、扩展并深化各自金融领域符合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最佳利益。这是必须走出的一步，原因并不是西方国家这样说，而是这么做对国内经济发展最有利。在世界经济趋向更加平衡的过程中，这也是必须的一步。

　　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有巨额盈余的亚洲和中东两个区域）所面临的挑战是，转型为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开放各国的资本市场，以深化并扩展各自的金融领域。即使是新兴经济体中的赤字国家，由于存在大量年轻人口，也需要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所以同样应该开放金融领域。因此，在当前的非常时刻，许多本应开放资本市场的强大新兴国家，如印度、尼日利亚和中国等，却可能变得小心翼翼，因为它们亲眼看到了相关问题在西方世界的爆发。

　　把握时机至关重要，因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拥有日益增多的年轻人口，他们面临着重大的机遇。然而人口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中国和印度150年来的经济表现不佳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整个中东、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口正在逐步成为新兴中产阶级，这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力可长达数十年，不过这一切的发生还有赖于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高储蓄到高需求的转变需要很多条件。今年在巴厘岛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度会议上，Kuroda主席呼吁转变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得到原则性通过。他倡导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并进一步开发亚洲债券市场。这些都很重要，但亚洲需要避免重蹈覆辙，不像欧洲那样打造花费高昂的社保体系。中国已经开始逐步完善其社保体系——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旨在减少公众的预防性储蓄。但中国的企业储蓄同样巨大，完善社保体系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鼓励企业支付红利，同时还要发展国内的债券市场，允许企业在需要时筹集资金，从而降低储备需要。

　　事实上，整个亚洲都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金融市场，这样私营部门才能更好发展，企业才能进行投资，人们才能根据未来收入进行借款，而国家才能具备未来吸纳更多资本流入的能力。

　　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给了我们诸多教训，其一是各国开放金融领域的速度应符合自身发展需要。没有哪种模式适合所有国家。然而不论采取何种速度，新兴国家决不可在这一关键时刻缩手缩脚，停滞不前。美国和英国近期出台的许多政策并非出于市场力量推动，同时金融保护主义可能正在抬头，因此新兴国家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们很难积极推行市场开放策略。如果此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成为这场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恶果之一。

　　如果新兴国家能从西方世界的问题中吸取经验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是非常好的。避免风险及流动性管理的缺失，避免过度的贪婪，避免助长资产价格泡沫的周期性隐患等，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应注意的问题。然而新兴国家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们必须坚持推行市场开放策略，而且完全可以马上行动，原因并不是西方国家这样说，而是这么做对国内经济发展最为有利。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有更多机会营造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格局。

　　（作者系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