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最近一段时期，国务院陆续出台的经济政策格外具有战略意义。无论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还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六条”，乃至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以及财政倾斜西部大开发的六大措施等等。尽管有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之意，却是决策层在经过深入调研并切实评估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之弊的纠偏之举。
笔者年初曾在本栏说过，2009年既是中国经济迎来下一个增长周期的过渡之年，也是中国经济真正开始战略转型的关键之年。而从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背后的逻辑分析，显然，决策层正在有步骤地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逐步修正过往非均衡的经济增长路径，以使经济迈上均衡增长轨道。其实，中国经济要迈向全面均衡增长早已不是什么高深的命题了。在经济常识日渐普及的今天，连普通民众都意识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年GDP已逼近5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不能有效解决长期积累的矛盾，仅靠投资这个“单拐杖”来对经济“热启动”，只会使业已失衡的经济平添更大的转型成本。
而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总额4万亿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其取得的即期成效显然并不那么优化；而天量信贷的投放也有诸多值得检讨之处。当然，决策层更不会满意GDP增长的贡献率有近九成来自投资的成绩单。至于政府补贴的一系列刺激消费举措，其长期效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真的应该感谢民营企业，尽管有报告称，国家4万亿元投资在近期不仅没能有效带动民间投资，还对它们产生了挤出效应。但是民营企业却是上半年工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其投资效率是握有最多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难以比拟的。即便是在存续环境极为困难的去年，民营经济的各项指标均好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试想，假如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最初的方案设计时能够适当考虑到民营经济，假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在民营企业身上得到切实贯彻，或许，上半年的经济成绩表会好看不少。
另一方面，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空间的受约束，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接力棒有可能传到中西部地区。事实上，上半年各地经济增长态势已经昭示这一格局的到来。而这对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来说绝对是件好事。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亟需反思经济过于依赖外部需求的脆弱性，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和技术转移的同时，应该利用已有一定积累的技术资源和较为雄厚的财力，加大研发前沿技术的力度，及早升级传统制造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求率先实现中国经济核心板块的内生性增长。
笔者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具有较强工具价值取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将适时退出。假如适应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相关配套条件逐步具备，中国经济可望迎来期待已久的均衡增长。
当然，未来几年之内，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政府大手笔的投资，国家队的作用仍是政府十分倚重的。不过，随着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的突破，民间投资被激活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关乎内需扩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教育等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将使中国经济有可能迎来增长方式的切换。基于此，笔者认为，从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是应该优先执行的。
首先，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国家亟需扶持中小型银行和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发展，减少贷款发放中的行政干预措施，早日形成利率市场化机制，尽快改变资本配置结构，消除国有工业部门和民营资本在资本价格上的剪刀差；另一方面，不能让一拖再拖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阻力。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
其次，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形成利于扩大内需的政策组合，实现共享式经济增长。中国要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至少需要10万亿元的投入。基于此，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核心，强化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利于扩大内需的政策组合。一方面，要尽早解决国企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加快完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另一方面，各地应真正做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宁可少上点项目、压缩其他方面开支，也要挤出钱来把“新农保”这件大事办好。同时，政府应将新增的教育投资重点投向农村教育，确保数千万目前在读的农村中小学生至少免费获得高中教育。
最后，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未来一段时期，应在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增强前沿技术的预研能力，组织攻克航空、新能源、电动汽车、生物制药等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繁荣周期的产业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