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

　　威尼斯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商业共和国的奇迹。

　　在14、15世纪的鼎盛时期，威尼斯是西方世界的商业中心，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纽约、伦敦、东京加起来的总和，威尼斯的货币杜卡特（ducat，金币，重约八分之一盎司）就像今天的美元一样，是那时西方世界最通行的货币。

　　历史学家经常用一个数字来说明威尼斯的强盛：15世纪初，威尼斯及其市辖区的财政收入约为75万杜卡特，与西班牙、英格兰不相上下，远远超过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其他意大利城市。如果加上海外领地的收入，威尼斯财政总收入可达到161.5万杜卡特。当时的法国财政收入也不过100万杜卡特光景，而法国人口是威尼斯的10倍。

　　那么，威尼斯的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在古代，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国家或政府能像威尼斯那样采取有效的发展战略，国家对商业采取如此有力的保护措施，社会因政治民主而保持长期稳定。与同时代处于中世纪的欧洲与陷于专制政治中的明代中国相比，威尼斯的大放光芒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先说发展战略。

　　历史上威尼斯的奇特之处，首先是没有第一产业——农业。众所周知，在仅有两百来年历史的近代工业化之前，世界各国都是农业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但是，在前工业化时代，威尼斯却是一个特例，它几乎没有农业人口，居民们从事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商业。

　　没有农业人口，是因为无法从事农业活动。威尼斯本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大约1500年前，意大利半岛遭受强敌入侵，整个北意大利几乎全部被毁，人们被迫逃离大陆，跑到亚德里亚海滨的一些小岛上去避难。小岛虽然安全，却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法国史学大师布罗代尔说：“由六十来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威尼斯是个安全但又生活不便的奇怪地方：没有淡水，没有食物”。没有食物是由于没有耕地。在威尼斯，“为生存所需的一切全靠贸易取得：小麦、玉米、黑麦、活牲畜、奶酪、蔬菜、葡萄酒、食油、木材或石块无不如此，甚至饮用水也不例外”。

　　在这种本来无法生存的地方，威尼斯人凭借他们的才智，通过有效的发展战略，比如垄断食盐和香料贸易、在拜占庭帝国获得贸易特权等等方式，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15世纪初，威尼斯控制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每年从东方进口价值约1000万杜卡特的货物，利润可达200万杜卡特。

　　争夺海上控制权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小渔港基奥贾（Chioggia）是威尼斯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威尼斯与意大利的另一个实力强大的城邦热那亚一直争夺这个港口的控制权，1380年的一场战争，威尼斯终于夺回基奥贾，并消灭了热那亚舰队，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再说政府功能。

　　威尼斯一切都靠贸易。然而，贸易固然可以发财，但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威尼斯商人可能难以取得优势。为此，威尼斯政府的行为完全服务于商业目的，政府对商人的支持和保护可谓不遗余力。威尼斯政府对商船实行武装护航，遇事由政府出面交涉。如同历史学家所说，“自始至终，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发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们的武装和后盾”。

　　再说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

　　有效的发展战略，加上国家力量对商业活动的大力支持，可以使威尼斯商人积聚大量财富，然而如果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巨大，那么社会内部可能是不稳定的，繁荣也是难以持久的。威尼斯却是高度稳定的，并保持了长期的繁荣。布罗代尔说：“与佛罗伦萨相比，威尼斯的社会安定使人感到惊奇”。另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威尼斯在意大利诸邦中是唯一政治安定的：没有动乱、没有派系斗争和暴君夺权的忽起忽灭”。威尼斯为何能够如此？政治民主可能是主要原因。

　　政治民主的表现是分权：威尼斯共和国的最高立法和监察机关是有480名议员的大议会，行政权则由120名议员组成的元老院掌管，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督权力受到了有效的限制和约束。总督是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失职会被罢免，总督就任时还需签署一份“誓辞”，向大议会保证本人及家族不会因其担任总督一职而牟取私利及妨害国家利益。

　　政治民主使财富分配相对合理、社会阶层流动机会较为平等。虽然商业贵族占据了政府的重要职务，但贵族与平民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平民经商成功可以荣升贵族，贵族也可能会因经商失败而沦落为平民，社会的流动是自然的，不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巩固和强化的。贵族不能通过占据政府职位而盘剥平民，从而导致社会不公，破坏社会稳定，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这是鼎盛时期威尼斯非常明显的制度优越性。

　　威尼斯和其他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国家发展成功的历史经验，说明了一个问题：国家的盛衰，制度的公平与合理、有效的发展战略可能比自然条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