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又一次来到伦敦金融城，零距离感受全球金融风暴中的“暴风眼”的点点滴滴。据我所见，用“西线无战事”来形容此时的伦敦金融城并无不妥，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运行中，远没有国内一些“末日博士”们所描述的那种悲观与不堪。作为商业和经济金融的全球中心， 1.9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已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具有超强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不是某一届政府的贡献，而是市场体系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进化结果。

　　纵观英国金融中心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到现在的经历，虽然其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考验和数次金融风暴的冲击，面临竞争者强有力的挑战仍能保有领先地位。伦敦金融城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产业聚合性和文化包容性。

　　相对于地区性金融中心，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就是能够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流”。这个“金融流”，是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为国际贸易提供融资和保障跨国商务活动的资金流，还包括资本、技术、商品以及人力资本。为了有效处理上述这些“金融流”，要求中心能首要服务全球市场，拥有相应的通讯设备，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有形的交易场所等硬件设施，同时还要拥有相应的辅助性服务机构，诸如人力资本发展等软件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在线交易的深化，软件功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大量有经验的、专业化的金融从业人员可以保障金融中心功能的有效运转，这就需要金融中心的产业有着高度的聚合性。全球金融中心的建设，绝对不是一个市场、一个行业的问题， 是一个产业高度集中整合成网络的有机整体。不仅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自身网络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密切协作，单个全球金融中心本身也要与其他的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网络效应，以达到全球层面的良性互动。根据最新的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今真正达到全球金融中心规模的，只有伦敦和纽约。事实上，这两个中心之间的合作也确实非常紧密。

　　围绕着产业集聚性和网络效应的根本特征，从伦敦金融城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找到针对上海全球金融中心的一些启示。

　　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大量专业化的金融从业人员，涌进了伦敦金融城。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管理好这个人才流，是伦敦所面临的挑战。伦敦金融城给出的答案是，形成一种包容度高的、开放性的文化氛围。因为一个开放的网络，是最有生命力，最能适应外在冲击。但开放式网络的建设，也是要求最高的。这需要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在提供必需公共产品的同时，也要相应的给出辅助性适应金融中心的支持性服务。走在金融城里边，看着17世纪留下来的小道，并没有竞相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让人感受到的是各个文化各个肤色人群的全面融合。一个大的国际性都市，拥有的包容性气质，是成功的大前提。

　　金融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超过70％的成本来自于人力资本。这是一个典型的得人才则得天下的行当。如果不能吸引全世界顶尖金融人才集聚一堂，所有其他的就都免谈了。能让顶尖的人才甘愿来这里工作，一个开放的文化氛围是必不可少的。不仅仅是税收、消费这些显而易见的硬性标准，还有很多潜在的、软性的因素。在这点上，上海无疑相对北京和深圳有一定优势，但较之香港特区和新加坡，仍略逊一筹。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和政策导向可以立竿见影，但文化因素的发展则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能潜移默化慢慢培育了。

　　在国内很多专家眼里，上海建设国际性金融中心，底气最不足的，就在于国内的金融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保有量上。趁着金融危机，上海派出代表团去纽约和伦敦争取国际一流金融人才，只能是解决一时之需的权宜之计。上海若要跻身全球金融中心的行列，则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基础。出于利益最大，效益最优的考量，伦敦金融城有一整套的人力资本培育和使用的体系。地方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紧密的合作，针对金融城中金融企业的经营实际需求，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相关专业知识体系网络，最大限度地和高校配合，实现企业和大学的无缝对接。学生一旦进入大学，就能够从学校的职业发展中心拿到非常详尽的金融行业各个分支行业的详细介绍，包括工作内容，薪酬范围，职业路径，工作模式等。更有专业人员通过测试学生的性格、兴趣来给他们提出职业发展建议。

　　比较起来，我们现在高校的学生培养模式，不管是教学内容，还是职业规划，显然与实际需求距离甚大。尤其当前高校金融专业的教学科研，与金融企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巨大的脱节。这种脱节，已成国内金融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桎梏。唯有从机制上理顺人才培养的路径和基础，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