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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无意在这里讨论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是非,但是,一级市场的超高市盈率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管和追究,反而还被说成是有利于遏制二级市场爆炒新股的好事,除了说明对一级市场功能定位的理解有问题之外,也反映了对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歧视。不能不说,这是匪夷所思的股市文化。
任何股市文化,本质上都是一种商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股市文化也是市场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高市盈率发行的大行其道,深受其益的除了上市公司大股东之外,无非就是享有网下认配和网上申购双重特权的机构。在经过了长达近10个月的暂停之后,新股的发行上市分别受到久旱逢雨的一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热情追捧,本来很正常。但打新炒新两重天,打新者个个有利可图,而炒新者却被深套其中,市场表现如此之不公,就很难说正常了。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一二级市场是个在功能定位上有分有合的整体。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一级市场参与者是投资者,二级市场参与者就都成了投机者。事实上,任何股票,如果离开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参与,也就没有了交易价值。这不要说对于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投资的失败,就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除非他们愿意一上市就退市,否则,也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可言的。怎么能把一级市场高市盈率发行当成惩罚二级市场炒新热的对策,甚至说成风险教育之一大创新呢?
中国的股市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历来争议不少。笔者2002年曾发表过一篇“中国股市酱缸文化”,专门探讨中国股市文化中的某些貌似赌性的成分,以为它不仅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与初期的股市分析文字中大量赌场语言未经批判地拿来就用不无关系,而且也同西方精英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推倒重来”分不开。而中国股市文化的种种怪相,与其说是观念问题,不如说更是制度问题,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投资理念,而且也在一定层面上影响到上市公司治理,影响到市场规则,影响到监管。
都说沪深股市是政策市。中国股市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政策市文化。沪深股市的每一次起落,几乎都可以成为陈教授的“政策市”或“政策市文化”的蓝本,此次伴随新股恢复发行而形成的再生性牛市行情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尽管沪深股市这一波上升行情只是去年过度暴跌之后的报复性反弹,尽管伴随指数修复而来的市场信心的恢复,也为市场融资功能的恢复创造和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尽管正如尚福林主席所说,市场运行反映了经济企稳回升的预期,市场走势与基本情况基本吻合,但是,股指一涨,就被视为资产价格泡沫,市场一牛,就有“人造牛市”的惊呼。这种对股市存在“赌博”、“投机”的历史偏见,和上面所说到的对“炒新”如临大敌的紧张心态,如出一辙,说到底,都是歧视投资者的股市文化在作怪。根据这种观点,沪深股市司空见惯的暴涨暴跌与市场基础和交易机制无关,只是与投资者的投机习性有关。
眼下,沪深股市的行政干预更多地穿上了市场化的外衣,而“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中之重正悄悄地换成了“教育投资者”为重中之重,这恐怕是“新兴+转型”的中国股市与其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认识局限或谬误所造成的,笔者以为,这将更多地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的理性认识,是一种值得引起注意的动向。
股市文化,说到底就是信心文化。而在沪深股市,以何人之言为重,则决定着股市文化的取向。就现阶段而言,中国股市告别政策市未免为时尚早,但是,要使广大投资者对中国股市有信心,中国股市文化的重塑则无疑是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人认为,重塑中国股市文化的要点在于股权文化的确立。对此,笔者不能完全同意。因为,如果以股权为重,那么,目前一切唯大股东、大机构马首是瞻的政策市文化,也就没有改变的必要了。在笔者看来,健康的股市文化应当“以人为本”,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以互利互惠为基础,以诚信建设为保障。什么时候有了懂得善待和尊重投资者的股市文化,中国股市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也就有了希望,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