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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大敌是主观意识太强，投资人首先具备的素质就是客观冷静，拥有一份检视自己的清醒和否定自己的勇气。
●如果大家都认可一些指标了，这些指标对市场具有反向作用，因此要学新的东西，有新的体会才行，没有新的体会依靠老方法总会在某一次出现新的问题。
●集体决策主要是防范风险的，并不是靠集体决策决策出一个多么好的主意来，好主意都是非常特殊的。
●长期与信任的人保持合作，这样就可以将边际成本降到最低。
在深圳诺德中心的22楼，深圳新同方投资公司中国庭院式办公室内，大捧的插花勃勃盛开，淡雅恬静的水彩画无声诉说着主人的心境，董事长刘迅平和淡定地讲述了新同方的蝶变十年。
新同方的十年其实也是一个私募从当年的炒股大户走向正规资产管理公司的十年，从它的身上可以看出我国私募业的发展轨迹，它在十年历练中总结的生存法则对于目前正挣扎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投资机构和个人都有借鉴意义，惟其如此，一个私募的十年才更有意义。
⊙记者 屈红燕 ○编辑 朱绍勇
香港洗礼
“这十年可以分为前五年和后五年，前五年是草莽江湖相当于炒股大户阶段，后五年确立了要做正规资产管理公司的思路，其中的拐点是2003年我们转战香港后理念脱胎换骨。”刘迅说。
时针回拨到90年代初，刘迅1991年清华大学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进入长城财务公司工作，90年代初我国新生的证券市场方兴未艾，当时各财务公司纷纷设立营业部，因为刘迅曾筹备过长城集团旗下长城电脑的上市工作，在这一浪潮下年轻富有经验的刘迅自然被派到深圳负责深圳营业部的筹备工作，从此与股市接下不解之缘。
但是年轻的心总是怀着创业的梦想，随着时机的成熟，刘迅和几位同学1998年设立了新同方投资公司。“最早只有我们9个同学包括大学时我们的班主任把积攒下来的积蓄大概几十万元凑到一起，形式相当于炒股的大户。”大家的出发点也非常单纯，证券投资是一个靠智慧寻找机会的行业，通过阅读资料、公司调研，就能通过投资获得投资收益，避免了介入太多的工商、税务等繁杂琐事。
在股改之前，由于股市基础制度的不完善，造成股市坐庄大行其道，如庄家吕梁、操纵新疆德隆等老三股的唐万新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因此跟庄和做波段、看图形成为当时炒股的主流模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刘迅所在的新同方公司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草莽江湖、各显神通私募中的一员。
2003年因为看到不全流通的股市估值高企和随时掉下来的国有股减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刘迅感觉在内地二级市场炒股已经走到了绝境，开始转战香港，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历程，也是新同方从草莽英雄走向正规资产管理公司的起点。
转战到香港后，刘迅发现面对国际化的市场，内地的一些方法完全不适用了。刘迅说，“比如认购新股当初在A股市场一些比较好的盈利模式，但是在香港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买的发行价是三毛钱，最高涨到过三毛二，但最后跌到一毛五，跌到七分钱都是有可能的。”再如，当年在A股市场跌破净资产就是很好的买入机会，但是香港市场却不认这一套，香港市场一半以上的股票价格都在净资产之下，相当多的股票相当于按照净资产的4折在销售。这就逼迫刘迅学习香港这个以国际资本为主的成熟资本市场是波动的规律。
此后在与海外对冲基金的合作中，刘迅更是坚定地抛弃了此前做炒股大户的思路，变身正规的资产管理公司。该公司的策略部、研究部、交易部、风险管理委员会、电脑管理部也在那时开始设立，这些部门的分权制衡让公司的发展走上理性健康的道路。
不得不提的是，香港事实上成为了许多内地私募探索发展道路的市场。“阳光私募”第一人赵丹阳、同威资产管理公司的李驰、林园等后来在牛市中声名鹊起的私募都是刘迅当时在香港调研时经常碰到的人物。提起同道中人赵丹阳，刘迅认为私募界应该感谢他，2003年刘迅在香港一场股东会议时首次遇见赵丹阳，当时赵丹阳首先是在香港的国泰君安做私募，之后回到国内通过深国投发行阳光私募产品，首开阳光私募的先河。“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赤子之心’阳光私募产品的广告，非常震动，原本的私募只是炒炒股票，资产管理业务原来一直为国家严格把控、限制，只能是由机构、国有资本来从事的业务，私人是不能染指的，通过这种渠道我可以开始我投资生涯的另一个里程了。”
2005年看到A股估值成为了全球洼地，刘迅杀回A股市场。
在否定中前行
在十年的历练中，刘迅和他的新同方公司沉淀了一些习惯，这些习惯已经无声地融入了公司的文化，成为生存法则。
在公司五周年总结的时候，刘迅和几个董事曾经将核心经验归结为两点：一是首先要做自己有认识的事情，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对公司的研究更深，对未来的把握更大；“对于任何一个进股票池的公司，都有公司的几个负责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判断，比如我主要负责从竞争对手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一位负责人从财务角度，另外一位负责人从管理层的角度进行研究等，这样多角度、全面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片面认识、主观判断的情况，不会遗漏掉公司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刘迅阐述到。
二是在否定中前行，保持一份否定自己的警觉。这就是说在做自己有认识的事情时肯定自己一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如果万一自己做错了可以马上改过。比如对于2008年的市场就需要判断面临的是大的经济拐点还是小的经济拐点，开始的时候新同方还是判断经济形势仅仅是一个小调整，通过投资主要以低市盈率品种为主的策略可以对抗，但是到了去年一、二月份之后，就判断这样的经济形势绝不是小的拐点，下定决心开始否定自己，做出了及时的、决断的空仓操作。“投资的大敌是主观意识太强，投资人首先具备的素质就是客观冷静，拥有一份检视自己的清醒和否定自己的勇气。”
2008年四月份新同方在深圳华侨城召开十周年庆典，“在否定中前行”依然是公司的主题。刘迅面对公司的员工和客户等80余人，发表演说称“我们又重新开始了一段旅程，十年前我们面对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我们面对的是新的危机，从微观角度来看老的经营、发展的模式是已经走到头了，包括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可能需要新的经营模式来改变增长方式了，我们的估值方法、行业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老的模式上了，要有新的突破才能有长足的发展。所以大家要‘创造未来’，没有创造性的、没有新的方式出来，我们未来可能就没有前面十年的发展那么好。”
虽然核心的投资智慧很少能改变的，但具体的投资方法却是需要变革的。刘迅说，没有变革是不行的，但是盲目创新也是不行的，在保持核心的理念的同时也要有创新的基因才行，尤其是在大的形势变化的之时，如果没有创新可能会很快被市场大浪淘沙般的淘汰掉。
投资生活如一
在这个已年满十一岁的私募基金身上，我们看到许多有趣的现象，它的投资和生活坚持着如一的原则，说明它的文化渗透到公司的各个方面，文化与制度一道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新同方的行政部有一个密密麻麻的记录，内容是公司在每年的旅游中碰到的问题，解决方法，这样就避免下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同样，从自己的错误和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是新同方投资的重要原则。
刘迅说，在新同方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犯错记录，包括当时投资的误判都有记录，其实做这一行大家的水平一开始都差不多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会从碰到的事情中善于总结，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积累，这就是经验。“事情既然发生了，下次就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应再支付重复的成本了。这是事后检讨，事后我们要检讨自己的失误、也要总结别人的错误，比如我们对次贷危机中AIG、雷曼、中信泰富的失误都进行过深入分析，以便于我们总结制订以后的规则。”
虽然新同方搬了四次家，但公司布置的设计师却是同一个人，打扫卫生的阿姨也没有变过，周三集体活动的羽毛球馆也始终是一个老板的，这股劲头有点像股神巴菲特始终就吃一个麦当劳店里的汉堡包，“长期与信任的人保持合作，这样就可以将边际成本降到最低。”在新同方十年庆典上，刘迅说：“我希望我用我始终如一的行事方法为合作伙伴们带来财富的增长，让员工们能有长期的、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并在精神上、身心上给予更丰富、更精彩的安排。”刘迅引用老摩根在国会山听证会上的答辩说明了财富管理需要基于对品格信任的基础上：19世纪末叶，摩根以其个人魅力和家族财富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美国政府信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当他被问到“商业信贷的决定因素主要是贷款者的金钱还是财富”的时候，老摩根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先生，最重要的是品德。”
“凡事要有个算计”是刘迅常说的一句话，在投资的时候这句话可以杜绝盲目跟风，在管理公司的时候这句话也非常有用。2008年是非常惨淡的一年，大盘跌幅高达70%，如果调整持续两到三年，相信倒下的私募会更多。但是新同方却比较悠然，因为公司早就在财务上做了未来20年准备安排，就是说未来20年没有一分钱的进项也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生存。刘迅说，做出这一安排主要受到微软公司的启示，微软公司在财务上做了未来5年的安排，能保证公司在没有新产品、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正常运营。“我不想让大家在市场波动时就有了生存压力，大家真正的压力就是工作和业务上的压力，要不断地提高自己、修正自己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
因为成立之初新同方就类似一个同学会的性质，这一烙印至今依然深刻，集体决策也是新同方的一种防范风险的方式。据介绍，在一个股票进入股票池之前，总共有交易部、策略部、研究部，基金经理等七八个人参与投票，风险票是一票否决，无论谁处于何种风险的原因都可以通过按下风险按钮否决这只股票进入股票池。
“集体决策主要是防范风险的，并不是靠集体决策决策出一个多么好的主意来，好主意都是非常特殊的，因此集体决策的原则我们不适用在操作层面，不是股票买和卖，而是进入股票池和对策略上的把握。比如一个损失已经达到了需要集体决策或者讨论的地步，我们就召开一个集体会议，帮助克服一些主观的因素。”刘迅说，如果没有人监督的话，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就不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就不会决然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团队里的成员讨论时是多观点的，观点之间会有交叉，就会提醒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