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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看竞争力创造力
——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给我们切实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梁 捷
1947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牵头，全世界36位自由主义学者聚集瑞士“朝圣山”，开会讨论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如何用这些理论来解决经济、政治、社会的实践问题，由此形成了全球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共同体――“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社的审批制度非常严格，社员非常少，但都颇有影响，已有8位社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多社员则在各国政治、经济实践中发挥着重大影响。
前些年，由华裔经济学家黄春兴、姚中秋等牵头，发起“华人哈耶克学会”，模“朝圣山学社”每年开会讨论自由主义理论及中国实践，渐渐成了华人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共同体。这一群中国学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试着应用奥地利学派思想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而非单纯地探讨学理。去年此时，金融危机尚未显现，正值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潮，这部分学者于是在浙江莫干山举办了新一轮“莫干山会议”，会后结成的文集就是这本《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结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很接近，都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逻辑却大有不同。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基础是主观主义，注重人的思想、学习、期望、错误、尝试、创新等元素，一切探讨都从个体对经济环境的认知出发，一切观察都从动态的、演化的视角来看，拒绝简单套用那些不能化约到个人层面的理论概念。
比如说，新古典发展理论始终非常关注GDP的计算，并将GDP的增长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奥地利学派坚持使用主观资本理论，拒绝简单的资本加总，因此尽量不谈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甚至排斥。我想至少有两点理由，第一，GDP是个加总数量，无法回溯到个人对经济的不同认识；第二，GDP是静态概念，无法体现出经济的动态变化。
单以GDP而论，苏联当年的经济就达到了很高水平。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下，GDP增速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早在三十年代，米塞斯和哈耶克就严厉批评了这种经济模式，认为它建立在“致命自负”的极权主义心理之上，用计算机和统计工具来扼杀人们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必定会走向没落和终结。
米塞斯和哈耶克批评以GDP为重要目标的计划经济计算，主要理由还包括：其一，全社会存在大量分立的知识，或者默会的知识，中央计划者不可能得到全面的、个人化的知识，即便得到也没有能力处理；其二，计划经济取消了竞争，便再没有企业家，也再没有创新动力的个人，使得整个组织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只有中央计划者会关心GDP，因为那涉及经济资源的总量。对个人而言，这个概念毫无意义。
米塞斯明确表示，同样一笔资金、一座房产、一个劳动力，落在不同人的手里，效果截然不同。有些人只会把资金消费掉，毫无投资、再生产的能力；有些人会把钱存入银行，投入股市，也就是通过金融手段借贷给别人，间接赚取一定利润；只有极少数真正有创新精神、有企业家能力的人，他们会以过人的嗅觉发现市场上潜在赚钱机会，从而改变资源配置，实现创新，最终推动经济的进步。
奥地利学派研究的创新，并不单指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资源的配置，包括人员岗位的配置，让这些资源表现出更高效率，这也是创新，而且也许更重要。有时就是一刹那的认知改变，创新就发生了。企业家获得的高额利润，是对这些创新行为的最好回馈。
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其实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企业家，看他们在哪些领域用何种方式实现了创新。
创新绝不仅是政府官员、大公司领导等掌握实际权力人的事，企业家也并不一定真的要有企业。奥地利学派一直认为，人人都可以创新，人人都是企业家。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一定的、别人所不知的默会知识，每个人又都可能有企业家精神，所以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创新一定会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小岗村农民就解放了自己，实现土地制度上的创新，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国的经济转型，除了少数垄断领域，在很多领域都采取放开市场、引入竞争的政策。这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重大进展的根本动力。但我们并不能过于乐观。一方面许多领域至今仍没有放开竞争，另一方面，某些原先放开竞争的领域，达致一定进步之后，却又自我封闭起来。所谓奥地利学派的视角，就是要以创新的标准，看看中国哪些领域有自由，哪些没有，而每个市场目前的发展水平并非经济学家应该关心的重点。有竞争有创新，小岗村农民能创造奇迹；无竞争无创新，数十万人的超大型国有企业也会轰然倒下。
不要说中国，即使是以自由竞争市场著称的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美国金融产业在近年来膨胀了许多倍，虚拟经济甚至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基础。但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这一系列金融制度本身高度垄断、严重缺乏创新，没有一个美国金融体系以外的体系可以与之竞争。表面上看，华尔街的精英们每年都折腾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可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经给世人上了一课，意味着美国高度垄断的金融制度的重大失败。
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应该抛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快速积累的幻觉，直接考察经济制度在争取自由、鼓励竞争方面的成绩和现况。这时候，还有必要再加上一个法制的维度。而这一点在中国还很欠缺，有些场合下，企业家能利用法制的缺失来创新；更多情况下，企业家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无法创新。
当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并不能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直接开出药方，但它切实地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能更深刻地思考中国经济中的自由、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