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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苏格兰皇家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Ben Simpfendorfer（贝哲民）
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
今年以来，在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下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单纯依靠政府公共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与此同时，一旦欧美等经济体复苏步履蹒跚，中国经济也很难再搭上外需增长的便车。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鼓励民间投资和私人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 石贝贝 唐真龙 ○编辑 谢丹敏 于勇
经济结构性调整需要中长期政策
上海证券报：今年以来，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国家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产业调整、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你觉得这些措施效果如何？对GDP的拉升、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了哪些作用？我国经济目前仍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
张立群：我觉得刺激经济的这一揽子计划最主要的作用是，支持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回升轨道，这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实例中表现得很鲜明：二季度我国GDP增长提高到7.9%，国内需求增长明显加快，消费也比较活跃，特别是在消费结构升级、汽车和住房的购买等方面表现得最为鲜明。所有这些都和“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子计划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这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最紧迫的问题。而结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它需要通过一些中长期的政策和措施来逐步加以解决。现在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回调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了，而是说这种经济回调过程可能是经济结构回调的一个契机，要把它把握住。所以现在对于结构方面的问题，不是认识这些问题在当前怎么加剧，而是认识如何把握这个机遇加快结构调整。
沈明高：就“保增长”的目标而言，目前中国GDP增长高于市场预期，今年年初市场预期今年GDP增长“保八”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市场普遍认为“保八”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长为8.7%，超过政府年初时设定的目标。调整整体经济增长结构，需要把原来依靠投资、出口转为依靠消费。“扩内需”的话，从扩大投资的角度来看，目前已超额完成该项任务，而问题在于内需的不平衡在加剧，消费的不平衡和比重也在下降。需要指出的是，“扩内需”不能单边突进，必须投资和消费一起推动，否则未来产能过剩等压力会更加明显。
贝哲民：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但增长质量令人担忧。对于目前的挑战，财政刺激只能提供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国内需求必须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缺口。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很有借鉴意义。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也开始着手于财政刺激以恢复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并非由于财政刺激的单一作用，而主要是由于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包括房产私有化、加入世贸组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电子制造外包服务等。
就目前而言也是如此，单一的财政刺激并不能维持可持续的经济恢复，政府政策必须致力于类似90年代的那种经济结构改革。私人消费最终需要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农村地区私人消费。然而，中国的财政刺激似乎要持续很多年，并非几个月，这样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就业率和收入增长下降的风险。
政策调整应关注经济增长质量
上海证券报：国务院常务会议1日通过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决议。这是否说明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重心有所转移？这对应对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将起到怎样的效果？
张立群： 抑制过剩产能是抓住机遇、优化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举措。在目前的产业发展中，一个是市场在起作用，另外一个是政府的作用最近正在强化，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参与程度是在提高的。政府的投资可能会导致未来不顾市场销售情况的重复建设，因此国务院会议要抑制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建设，我个人理解，主要是针对各级政府的投资行为，使这些投资进一步用在刀刃上，不要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对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也是非常关键的。
沈明高：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们的担忧在于，处理产能过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挤出私人投资的风险，这与“调结构”的方向其实是相违背的。比如，部分地区出现的大企业不断兼并小企业、成为更大企业，国有并购私营企业，或通过环境污染标准等指标来关闭中小企业等，易出现“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鼓励民间和私营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应该创造一些条件，让市场来淘汰一批落后产能行业企业，尤其在新批准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到产能过剩问题。
贝哲民：目前经济政策调整应关注于经济增长质量、而非经济增速。过度关注于经济增速，就会存在政策强调重工业和房地产业投资的风险。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强调经济增速而非质量的风险。中央政府也致力于通过更为广泛的包括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多重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表现，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速。有关把依赖外需转为内需的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讨论很多，然而，中国经济同时也需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再平衡。迄今为止，中国服务业仍很不发达，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0%，而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则分别为50%、70%、90%。
杨涛：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国家宏观调控重心确实在发生转移，主要是从前阶段的扩大投资的总量政策为主，转为结构调整为主。这表现在几方面：一是信贷政策开始更多地考虑所支持的行业结构问题；二是产业政策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结构，如环保政策开始加强对“两高一资”项目的制约；三是财政政策更重视结构性目标，如更加支持扩大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应该说，这些政策对于抑制重复建设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当前各地方的上项目——增加产能——增加财政收入——保障就业——政府业绩的逻辑思路下，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产业失衡的传统难题。
配套政策建立对民营友好的投资环境
上海证券报：随着宏观调控朝“调整结构”方向转变，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了新的忧虑：目前消费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还无法单独承担起支撑经济增长的重担，而出口虽然在趋势上有所好转但远未走出困境。而在以政府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后，若民间投资无法及时跟进，投资增速下降可能无法避免，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或许会有所下降，你对这些问题如何看？经济回升过程是否将出现反复？
张立群：我认为经济在回升过程中是不会出现反复的。7月份的经济指标可能和人们的预期有些差异，这导致人们担忧经济回升的势头是否稳固、回升的力度是否减弱，这个担忧也导致对经济回升信心的影响，近期股市回调正是信心受挫的很好例证。7月份指标表面上看，经济回升的动力在减弱，实际上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第二季度回升的力度是相当强的，在这个基础上，回升变的稳一些也是在意料之中的。第二，我们也应该看到外需减少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去年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7.2%，今年1—7月是-22%，这两个比较起来，实际上是比去年回落了30多个百分点，出口在整个总需求中占到30%的比重，它下降30多个百分点，就需要其他70%的内需提高相应的幅度，才能使总需求的增长幅度和去年大体相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总需求的增长比去年还要低一些，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是7.1%，而去年全年GDP增长是9%，所以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还需要有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回升还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支持中国经济回升的因素正在加快准备中，这主要表现在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其带动下的汽车、房地产、城市建设的加快发展，以及这一块加快发展带来的订单对多个产业的拉动。如果这个因素通过累积充分释放的话，中国经济肯定会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沈明高：我们通过研究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经验发现，它们在早期也是投资拉动为主，消费占GDP份额呈下降状态，但是当它们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投资的动能就会不足。这可能有好几个原因，一方面外需下降；一方面扭曲的结构增长下存在一种内在的牵制力量使得这种不平衡不能持续；还有，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居民消费实力在明显上升，这会使得投资为主的增长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增长。
中国沿海地区自2004年以来消费占GDP比重一直趋于稳定，并没有像全国数字那样继续下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沿海地区过度投资的空间较小，投资增长相对放缓，经济发展必然偏向消费。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沿海地区有可能率先进入消费增长较快的阶段。沿海地区GDP占中国GDP的60%。如果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结构转型，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政府会不会出台一些配合刺激消费相关的政策，这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需进一步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和私人消费政策
上海证券报：上半年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对拉动经济起到较大作用，下半年是对于民间投资的跟进，您如何建议？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拉动民间投资？
张立群：对于民间投资，我觉得如果消费结构升级的活动继续得到保持的话，民间投资就会很快扩大，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以及汽车工业的发展所形成的订单，会带来动多个行业投资的增长。从政府角度来看，目前政府已经采取很多措施，比如放宽准入、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包括在担保、贴息等方面，下一步还会有进一步的支持政策，根据现在的情况进一步推出。
沈明高：我相信政府政策有弹性，当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比较明显的时候，政府还是有能力化解这些瓶颈因素，使得经济增长的活力能够保持。鼓励民营投资的话，关键的是要开放市场准入，我们可以讨论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型，基础设施、技术产业、金融保险、文教卫生、公共领域能够开放的话。一方面增加民营投资，另一方面目前服务业的供给整体不足，民营投资进入之后，能够创造有效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动需求。这是一种形式的供给拉动需求的形式。第二个，目前民营投资的问题在于，民营投资者的融资问题，如果放贷人条例能够明确地保障个人和企业的投融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效果比建立担保公司效用更明显。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存款很多，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金融体系偏向国有企业有关系，民营企业必须依靠自己的积累，甚至民间融资，来筹措自己资金。如果以后民营企业有合法的渠道筹措资金，这对他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来讲，民营投资的经营环境问题。需要配套改革为民营投资者创造良好的环境。譬如税收问题。税后利润再投资可以享受一定税收优惠，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增加民间投资的意愿。
贝哲民：政府可以通过在私人投资领域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在服务业。然而，目前为止仍未出现明显的经济改革的迹象。因此，中国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递交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举措也更令人鼓舞。重要的是，国家发改委递交的草案中包括降低中小企业准入门槛、打破垄断等措施。至少，这意味着私人投资领域目前正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挑战，而非仅仅是周期性挑战，其中服务业可能是最先发生调整和改变的行业。
货币政策正经历严峻考验
上海证券报：刺激经济以走出危机需要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持续保持信贷超预期增长将埋下通胀的种子及低水平重复建设、新一轮产能过剩等深层经济问题，如何适时、适度地收缩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损害经济复苏，将成为货币当局面临的严峻考验，这方面的政策应如何把握？
张立群：货币政策目前确实正在面临考验。我们目前的“保增长”是在外需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来实施的，内需增长的水平包括信贷增长的规模都和过去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摸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借鉴。
目前的货币政策确实要慎重，上半年贷款快速增长，大家确实有担心，但现在7月份贷款明显减少，又带来另外的担忧。我们这一轮保增长要把国内需求这一部发动机运转起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比如信贷的增加、买房需求的扩大，以及买房需求扩大带动的城市建设、房地产建设的提速，以及这个提速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再考虑。实际上，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买房的需求如何正确对待，第二对贷款规模如何合理把握，现在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再摸索。
现在货币政策确实正在经历严峻考验，这也是决定我们“保增长”能否成功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从现在来说，我认为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前不久温总理在浙江考察工作时指出，现在是保增长的关键时刻，不进则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保增长，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里面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要继续全力保增长，在这个背景下，未来货币政策的取向重点还是在“保增长”上。在保增长和稳定币值方面，关键还是在保增长。
沈明高：把握度时间点很困难。个人认为，从政策退出的机制上来讲，第一步，我们现在货币政策需要正常化，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超常化的态势，尤其是M2、信贷增长大幅高于名义经济增长20个百分点以上，这在过去历史上没发生。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又不能太脱节于实体经济增长。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正常化，适当降低信贷、M2增速。可以采取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常态化要求、调整利率等。在通胀明显之前，在经济局部过热之前，货币政策基本上会呈现一个温和的调整。第二步，如果明年上半年通胀压力继续上升，出现流动性过剩、PMI中投入品价格和猪肉价格上涨等，这些都有可能使得通胀压力变得实实在在。那么，明年上半年中期货币政策适当偏紧收紧也是一种可能性。
贝哲民：应对经济危机，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正确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这仅是一个短期政策，但若作为中期政策则会显得比较糟糕。首先，信贷资金可能会出现错配，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仅小部分资金流向小型私有企业。第二，缺乏真正的投资机会意味着资金可能会流向投机性投资领域。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收紧政策以避免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另外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而，紧缩性政策并不是应对目前问题的唯一答案。人民银行必须同时提高资金分配效率。如果设置信贷额度或调升存款准备金率，银行就存在进一步降低对中小企业信贷、只向小部分大型国企放贷的风险。因此，政策的调整必须同时注重政策收紧和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杨涛：目前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都不是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在各界都对货币政策寄予过高期望的前提下，货币当局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是继续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来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二是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而不断把握“适度宽松”的合理水平，三是加强与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