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是在准战备状态下推行的计划经济，有战时经济色彩。虽然人们对这段岁月有许多感慨，但应该肯定的地方就应该肯定。而长时间推行高度集中的管制经济，必然会导致经济机能的枯涩与僵化。这是前三十年的最大教训。
后三十年，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自由度大增，微观经济出现了类似核裂变的巨大张力。而改革的最大成功是解放了微观经济，开放则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盘活了各种生产要素。当然，这三十年也付出了环境、人文与道德三大代价。
站在历史的坐标点上，瞻前顾后，中国经济终于在最近这三十年，实现了由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的转型，它的历史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但无论从当前的挑战，还是从历史比较看，现在惟有临渊履薄，方能让中国经济走好、走稳。
⊙邹民生
再过几个星期，就是新中国诞生六十周年。这一甲子，中国社会变化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仅从经济层面看，或许可以用一个历史转折与两大阶段性特征，来勾画其轮廓。历史转折是，中国经济完成了由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的转型；两大特征是，前三十年以计划经济为主，后三十年以市场经济为主。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的一次次惊涛骇浪，都是闻所未闻的。
而这六十年的经验教训，不会悄然无声地走进历史的山洞。对于未来三十年，或下一个甲子，这即将过去的六十年，其意义不会只是一段刻板的史料，因为中国经济虽然完成了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进行了三十年的市场化探索，但无论从当前的挑战，还是从纵向与横向的历史比较看，都还处在稚嫩期。因此，对于这一甲子的经济历程，做客观冷静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在透视历史大转折之前，有必要先来看看两个阶段性特征的情况。因为正是这前后三十年的不同探索，才构成了一甲子的经济年轮。
从1949到1979，前三十年，中国经济主要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政策。1949年全国解放。刚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的国家，为什么要推行计划经济呢？站在今天的位置，回头看这段历史，人们在感性上，或许更多的是对艰苦岁月的感慨，尤其是十年动乱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让遭遇坎坷的人倍感岁月的蹉跎与无奈。这确实是一段不悦的经历。
但如果我们就当时的现实环境和历史背景来分析，前三十年的成就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为后三十年的市场化探索，打下了重要基础。简而言之，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一是体现在初步建成的重工业体系上；二是体现在以航天与核工业为代表的部分领域的科技进步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航天与核工业，不仅让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有了说话的底气，而且也是后三十年一系列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发轫之基。
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放开视野，看一看前三十年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对于那个时代的成就，就会更添一份重视。那是一个怎样的经济环境呢？一方面有欧美等西方世界的封锁，另一方面又有前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包括朝鲜战争在内的局部冲突，环绕在中国周边时有发生。基本上，那是一个战备状态的经济环境，更不用说文革的风暴又从内部对经济运行构成了严重冲击。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经济还能在起落中保持总体增长，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对这一段历史，应该肯定的地方就应该肯定，不能被忽视。
当然，前三十年虽然是在准战备状态下推行的计划经济，有战时经济的色彩，执行这样的政策，有其历史原因和必然性，但长时间推行高度集中的管制经济，必然会压抑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伤害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整个经济肌体的活力，导致全社会的经济机能走向枯涩与僵化，进而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日子难有起色。这是前三十年留给后人的最大经济教训。
与前三十年相比，从1979到2009，这后三十年，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中国经济开始了全面市场化探索。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极大的释放与发挥。对于这后三十年的变化，人们在感性上同样也有许多慨然，一是对经济飞速发展的讶异，二是对经济生活繁富多变的感叹。尤其从前三十年走过来的人，恍若隔世。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自由度大增，微观经济细胞出现了类似核裂变的巨大张力。
简而言之，这后三十年，中国经济的主要成就，一是初步建成了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整个市场体系。从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到股票、债券、货币等金融市场，再到商品与金融期货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等等，从消费领域到生产、投资领域，各细分市场的建立，为全社会的各种资源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搭建了一个巨大平台。
二是从观念上、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经济从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的转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制度保证。现在，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现代都市型生活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不仅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商业模式和消费形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而现代科技与工业产品的快速普及，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更是难以言表的。
进一步分析，与前三十年被动锁国相比，这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在完全不同的内外环境下展开的，是在海纳百川、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巧合的是，此时又逢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东西方社会开始融冰，开始从对抗转为对话，中国经济可谓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以举世瞩目的方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总结这一段历史，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改革，二是开放。改革最大的成功是解放了微观经济，让亿万民众的经济活力从僵化的体制与机制下释放了出来，由此形成了这三十年波澜壮阔的经济大潮。试想，如果没有亿万民众的积极参与，这三十年能有如此成就吗？而开放的最大成功是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盘活了资源与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科技人员、管理经验，甚至是各类市场。没有大进大出，中国经济的水平不可能提升到如此程度。
当然，在这三十年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也留下了不少需要今后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来弥补的缺憾与教训。概而言之，有三大代价是值得警觉的，一是环境代价，二是人文代价，三是道德代价。环境代价有目共睹，是显性的。如大气、水、土等，在一些地方遭污损程度已到了影响生存的地步。而人文与道德代价是隐性的，一些野蛮开发商，不尊重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积淀，不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种下了“人文沙漠化”的后果。至于社会公平和道德标准，或许应该因时而变，但基本的社会价值，还是需要坚守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甲子前后三十年，阴阳相和，正好如道家的双鱼图，形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所反映的最大历史进步，便是中国社会由几千年的农业形态，终于转型为工业形态。那么，有什么标志能证明这一跨越千年的历史转型呢？可以给出的指标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自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了农业税。
也就是说，维持整个国家行政运转的资金，将主要来自工商业，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状况，已成为评价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主要指标。这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外，约占总人口48%的城市人口，他们的总收入与总消费水平要远远高于52%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说，城市化的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这也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重要经济现象。
站在历史的坐标点上，瞻前顾后，真是不胜唏嘘。由此想到，1901年末，梁启超在其即将完成的《李鸿章传》中，有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这个变局在经济上的最终完成，是自十九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忍辱负重、浴血努力的结果。而中国社会终于在最近这三十年，基本实现了向工业化的转型，它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只是放眼世界，我们虽然进入了工业化行列，但与诸强相比，在思想层面，在话语权和标准与规则的制订层面，特别在金融层面，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吃的亏还是比较大的。惟有临渊履薄，方能避免大折腾，让中国经济在稳健的快车道上，走得更好、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