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
60年，对个人来说已进入“花甲”，对国家来说则正当盛年。这60年，中国虽经历过很多风雨和坎坷，但也收获了“中国奇迹”和“中国复兴”之美誉。这60年中国的主要成就是成功实现了四大转型。
中国成功
实现四大转型
首先，实现了从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的转型。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为了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始终将政治作为推动中国前进的主导因素。不管是在“三反五反”时期，还是在“大跃进”时期，或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始终是第一位的，“政治挂帅”，凡事都要看阶级成分。“文化大革命”更是将政治主导推到极致。在发展经济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政治主导虽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但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经过深刻反思，将全党工作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现了从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目标明确，态度坚决，效果明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直是上个世纪后二十年的施政方针，全国上下都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政治和文化等主要为发展经济服务。因此创造了年均增长达9.8%的三十年持续高速增长“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建国后，在前苏联“老大哥”的示范下，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期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按照社会主义经典模式的要求，还将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以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现在看来，计划经济虽然有利于集中意志和整合资源办大事，但由于产权不清、激励不兼容、信息不对称等内在缺陷，其结果并不理想，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发展的目标，反而损害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扭曲了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结构等。
改革开放后，在“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逐步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从“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终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不断突破下，我国的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目前，除部分公共产品外，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完全放开，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创造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许多国有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现了按劳分配与其他多种分配形式的结合。运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再次，实现了从封闭型国家到开放型国家的转型。改革开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及我们自身实施了一定程度的“闭关锁国”政策，我国一直与国际主流社会处于相对隔离中。这一时期我们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对外贸易上要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对对外贸易进行统一控制。
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开放成为国策，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转变。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直至2002年加入WTO。2008年我国进出口额是改革开放前30年总和的15倍。1950年我国进出口额刚刚超过10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有206亿美元，而2008年则达到25616亿美元，增长了2000多倍。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0.9％上升至2008年的8.86％，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出口国。
第四，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1978年以前，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城市人口比重仅由10.6%上升到17.9%，80%以上的人口一直生活在农村。而自1950年至198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1978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仍高达28.1%。工业虽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主要是在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没有实现轻重工业之间以及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45.7%，近十多年来更是以每年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估计到2025年前后城市化水平可达到60%以上。
还要实现四大转型
第一，实现从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法治市场经济的转型。虽然我国已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但目前的市场经济只能说是初级市场经济，今后还必须实现从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法治市场经济的转型。要想实现这一转型，必须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保障私人产权等公民权利，保护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约束政府和各种权贵，保证社会公正和公平竞争，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三是提供确定的交易规则，为公民提供稳定的预期，缓解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问题，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优化资源配置；四是规范公民或“经济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降低各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
第二，实现从粗放经济到绿色经济的转型。虽然我们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付出的代价也十分巨大，主要是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和能源，损害了生态环境。其原因是以往的经济发展是在粗放模式下实现的。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为了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下决心实现从粗放经济到绿色经济的转型，切实减少二氧化碳和甲烷等的排放。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加强全民教育，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法规和政策；制定绿色标准、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培养相关人才等。
第三，实现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结构的转型。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我们实行了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通过牺牲农业和农民来保证城市的赶超型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差距和矛盾，形成了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优先推进农村改革和开展新农村建设等，虽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根深蒂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实现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结构转型仍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艰巨任务。为此，有必要加快改革城乡二元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制度，切实解决农民的“权利短缺”问题；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产业竞争力；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和民工“市民化”等。
第四，实现从居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型。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众拥有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民众能与政府进行公平博弈。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明显滞后，远未达到公民社会的要求，因此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公民社会，是我国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为此，必须进一步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包括有形的财产和无形的知识产权），按照宪法要求保证所有公民享有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等自由选择权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选举等基本公民权利；坚决反对垄断，取消特权，消除身份歧视，保障公民之间的平等交易权，尽快使广大农民享有与市民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等的公共产品（如福利保障和教育等）享受权等。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