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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超过了美国，今日中国不仅是第一人口大国，而且是第一货币大国了。今年以来，广义货币月平均增长24.77%，而消费物价指数（CPI）却在下降，1-7月平均下降约1.4%。于是有人说，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没有必然联系。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未必体现为消费物价指数即CPI的上升，因为经济循环中有两个通货膨胀，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比喻为水池和水桶。货币供给如同往水池里注水，池子里的水多了，水桶里的水却未必同时增多，这就出现了两个通货膨胀的概念：一个是水池里的通货膨胀，另一个是水桶里的通货膨胀；前者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通货膨胀，后者是统计学家关注的通货膨胀；前者影响在水池里生活的群体，后者则影响在水桶里生活的群体。两个群体是两个阶层的生存空间，水池里人少资产多，水桶里人多资产少。
经济学的通货膨胀理论，首推当代货币学派的宗师佛里德曼的公式：MV=PY，即货币总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等于价格水平乘以实际产出。公式说明，在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总量减去实际产出等于价格水平的上涨，虽然会有一年左右的滞后。如此推论，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今年以月平均24%（1-7月）的货币增长追求全年8%的经济增长，差额为16%。这16%的差额如果不体现为通货膨胀，我们就要回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的问题：中国金融体系中“迷失的货币”在哪里？
消费物价指数不升，说明超额货币没有流入水桶里，那么水池里的通货膨胀就会由于超额货币的流入而上升。水池里面有什么呢？答案之一：银行坏账形成的金融“黑洞”，这是当年麦金农教授暗示的“迷失货币”；答案之二：股市楼市形成的资产泡沫，这是我们看到的股价——房价螺旋上升；答案之三：奢侈品消费的非理性上升，这是媒体关注的“美女经济”和极少数“富二代”的挥霍浪费；答案之四：货币输出到其他国家，这是美国经济独享的货币优势，中国只有约1.5%的货币互换额度可以类比；答案之五：基础设施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特色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即高通胀——高投资——高增长的“三高模式”。
在上述五个流向中，银行坏账与货币输出可忽略不计，水池里的超额货币就简化为三类：资产价格，高档消费和政府投资。超额货币被分流到水桶外面，成为驱动投资和消费的力量，部分体现为资产价格的非理性暴涨。超额货币驱动股市楼市的繁荣，我们称之为流动性充裕的投资环境，酝酿着一个新的经济循环：股价破位上升，3-6个月后传导至楼市；楼价持续上升，3-6个月传导至房地产投资；“地王”频现，3-6个月传导至房地产的关联行业，50-60个行业因此受益，又通过就业的收入效应拉动消费。
在现代宏观经济中，股价——房价螺旋创造了一个新的财富循环，该循环的支柱是货币流量和实体经济。人们常说：“发纸救不了经济危机”，这句话只对了一半。的确，只靠“发纸”当然不行，但是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多条渠道，直接或间接驱动投资和消费，由此产生了货币流量与实体经济的互动，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创造就业，把经济危机消化在水池里的通货膨胀之中。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药方：反萧条的密码就在于利率与货币。
樊纲教授讲得好，经济学家没有十全十美的药方，宏观经济决策都是要考虑机会成本的，刺激经济的代价与大萧条的相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社会要因此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社会在决定付出代价的时候，还要考虑让哪些人付出更高的代价，是主要在水池里生活的人？还是主要在水桶里生活的人？这又是一个两害相权的选择，结论必然是要保护在水桶里生活的多数人，因为水池里的人可以在资产泡沫中游泳，胜者感恩，败者服输。
区分了水池和水桶的通货膨胀，我们就要选择两种生活方式，参与两个生存空间的博弈。如果你的全部经济活动有90%发生在水池里，你就要面对16%左右的通货膨胀，在投资理财市场中博弈，并接受“富贵险中求”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的全部经济活动有90%发生在水桶里，你就是受保护的阶层，于人于己都应该努力走出水桶，为社会减轻负担。
总而言之，股市楼市的非理性繁荣，背后是水池里的通货膨胀。音乐家看建筑，称之为凝固的旋律；投资家看建筑，称之为凝固的货币。人们常常只看到了股市楼市的财富，却看不到周期性泡沫破灭的风险，因为人性使然，信息偏导，赚钱的人到处忽悠，赔钱的人不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