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82年100元国库券、一口价 6500.00 元”，“1985年50和100元国库券、一口价 48888.00元”……这是某著名购物网站上陈列的一类特殊商品，产品图片显示的是红红绿绿的“纸币”，这就是令每个中国家庭都留下过深刻记忆的国库券，如今则物以稀而贵，成为收藏家们手中把玩的宝贝。

　　旧的纸质国库券虽然少见了，债券作为一种理财方式却悄然渗入了百姓生活中，正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可以说，从过去被动购买国库券到如今主动将债券作为个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正好折射了百姓理财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巨大变迁。

　　国库券记忆

　　梳理国库券的历史会发现，建国后，国债发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第二阶段是自1981年国债恢复发行之后的“中华人民币共和国国库券”，1982年发行首张1元面额的国库券，这是首套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国库券。

　　和许多人的记忆一样，王女士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到国库券这一事物的，在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收入中，有近一半金额是以纸质国库券的形式发放的，“你不要也不行，所以曾经大家意见都很大，”她说，那个时候购买国库券，几乎没有人是出于理财的考虑，而更多的是被动购买。

　　最初，这些国库券发行到了居民手中之后，不能出售转让，因此都成了“死钱”，只能等待到期去银行兑付。王女士专门准备了一个硬皮的笔记本，将国库券都小心翼翼地夹在笔记本封面套封的夹层里，细加保管。

　　“为了鼓励大家买国库券，经常能看到银行门口挂着长条幅，宣传国库券发行，吸引大家去买，”王女士说，这在当时成为一大特色。政府需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大量筹集财政资金，因此，购买国库券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意义，被赋予了爱国等更深层次的含义。

　　说起这个国库券的历史，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杨百万。关于他如何通过倒卖国库券而发家，市场和媒体有不计其数、精彩纷呈的传言和描述，并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传奇般的人物。而事实上，在买卖国库券身上淘到第一桶金，往简单了说，杨百万就是想方设法践行了资本市场上最为简单的一个赚钱道理——低买高卖。

　　而能够发现价值洼地，除了他自身的敏锐市场嗅觉外，当时国库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流动性差给杨百万创造天时更是促成他淘金成功的最重要原因，让他有了“赚政策的钱”的机会。

　　1988年，部分城市开始进行国债流通转让试点，形成了国债的场外交易市场。 但是各地的国库券交易差价很大，杨百万也是在此时一举成名，他到全国各地折价收入国库券，转而带到上海市场上平价卖出，中间差价相当可观。因为在当时物质还不算非常丰富的年代，当时许多百姓急于将国库券变现，因此不惜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卖出，这也是杨百万能够成功淘金的重要条件。

　　变身理财工具

　　现如今，“爱国”之说早已和国债没有了必然的联系。国债也回归到了其投资工具的纯粹定位上，投资者面对它的心态也更为理性。

　　1995年，无纸化的记账式国债开始发行，场外债券市场也在同年被停止，证券交易所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债券市场。1998年，国债实物券的形式正式被取消，凭证式国债和记账式国债成为国债发行的两大主要形态。

　　除了在80年代被摊派购买了几期国库券，王女士此后再也没有和债券市场打过任何直接的交道。“那几年家里收入也不多，又正是用钱的时候，哪里还有闲钱去买债券。”在1995年到2007年的时间中，债券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和机构投资者却走得越来越近。

　　进入2007年后，正值物价上涨较快的时期，通货膨胀压力下个人财富保卫战激战正酣，常常可以看到居民彻夜排队为抢购凭证式国债的情形。但随着2008年底物价从高位回落，国债购买者的队伍又一次萎缩，更多的留下一些投资更加保守、风险偏好较低的中老年人。

　　也正是在2007年开始，王女士再一次和债券产生了接触，不过和上一次购买国库券有了很大差别。当时股市火爆，王女士也忍不住加入了股民大军，开始了股海沉浮，“起初一点都不懂，在银行存款的时候听销售人员介绍基金还不错，就买了一些基金，”正是这基金，同时连起了王女士和股票、债券的关系。

　　2007年底股市牛转熊，王女士买的股票型基金也一路看着大幅缩水，但是到了2008年下半年，随着债券市场的火爆，债券型基金一路高歌，经不起各种宣传的轰炸，王女士狠心将股基赎回一半，转而买了债基，这成为令她至今津津乐道的成功一役。

　　到2009年，虽然债市出现反复，但是她的债基投资还是保全了盈利，这样王女士深切意识到了债券投资的稳健优势。

　　“报纸电视上都说债券应该长期投资，进进出出不划算，”王女士说，因此，她打算把手里的债基坚守住，几年后再盘点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