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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雯
假设有十个孩子跑到铁轨上玩耍，九个选择新铁轨，一个选择旁边的旧铁轨（没特殊情况基本不用）。孩子们玩得正开心，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朝着九个孩子的方向失控撞去。这时，你会扳动道岔、把列车引向只有一个孩子的旧铁轨吗？换个假设场景，失控的火车又一次呼啸而来并即将撞死前面的九个孩子。你会把身边的一个大块头男人推到轨道上，让火车因为撞死他而停下来吗？同样是为了九个，牺牲一个，但大多数人会对前者说“会”，却对后者说“不”。两种假设情境的道德计算相同，从逻辑上说答案应该一样，但为什么我们的感情却不这么看呢？
在《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里，《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迈克尔·舍默博士把每位读者都置于这样的“极端的悖论”之中。在舍默看来，我们之所以会陷入前述的矛盾、不安、以及无所适从，正是因为对于人类而言，与自己一般无异的活生生的“人”和冷冰冰的“扳道岔”截然不同。在进化的设计下，我们看重人多过“非人”，看重亲属多过非亲属，看重朋友多过陌生人，看重圈内人多过圈外人，看重直接行动多过间接行动，“这些直觉感受到的差异和道德本能反映了一种我们在数万年间进化出的理性计算”。
较之于人类两足着地、运用大脑、形成意识的进化，较之于火、印刷术、互联网的发明，较之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数字革命的次第发生，经济上跃进的幅度是最大的。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对于那些最富裕国家的最富裕人口来说，这一飞跃速度还要快得多。如果我们把10万年的漫长历史压缩成短短的一年，那么，最近相对繁荣的250年，只相当于不到一天的时间。简单点说，在人类历史的前9万年时间，我们在几十或几百个人的小群落里以捕猎采集为生而不断进化出来的心理状态，并不总是适合推理当今世界的人类行为方式。当下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或许在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结束前都非常合情合理。反倒是那些脱离进化论角度的观点，那些认为“经济人”自私、理性而自由的观点，那些把经济学视为关于理性计算、最优化选择的“沉闷的科学”的观点，根本讲不通。
那么，数十亿人的个体活动何以能最终产生文化的集体现象？社会性的协作、利他、仁慈、同情，何以能抗衡本最适合个体生存和繁殖的自私、自利、贪婪、竞争？为什么富有不能等同于幸福感？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能建立信任并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才能达到社会和谐？为什么我们的错误决定总是与钱有关？
在舍默看来，要取代业已存在并被广泛接受的事物，必须克服个人和历史的惯性；技术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是根据功效和历史来锁定其形式与功能的，并不是单靠“是”、“否”、“最”、“优”来决定的。于是，要科学地解释上述问题，我们应当用进化论阐释人类经济怎样从“捕猎——采集”进化到“消费——贸易”，即回答“市场是怎样产生意识的”；然后我们应当用心理学剖析人类大脑怎样从适于这一经济形态转变，即回答“意识是怎样在市场里运作的”；最后我们才能驾驭“经济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大碰撞”，研究道德情感怎样进化得让公平、互惠、交换、贸易与信任在不断的良性循环中得以发展，即回答“意识和市场是怎样形成道德的”。
比如某个银行家，有笔可供借贷的款项，如果借给信用记录差的人，他冒的风险太大，那些人很可能会不还钱，弄得他破产。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局面：最需要钱的人，信用风险都很大，因此得不到贷款；而最不需要钱的人，信用记录最好，因此能得到贷款。这就呈现出“富者愈富”的局面。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把这称之为“银行家悖论”，并将之应用到更为深入的进化问题上：我们该和什么样的人深化友谊？舍默认为，这“类似于我们原始人祖先要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适应性问题：倘若一个原始猎人处于急需援助的境地，他的‘信贷风险’就变大了，出于这个理由，他很难获得援助。”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经济学，又如果我们把能帮助别人的东西（尤其是友谊）都看成是资源，那么，按照“银行家悖论”，我们必须评估相关人等的信贷风险，做出艰难抉择。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是这里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或者，更技术化地讲，为何利他行为降低了我们自身的“繁殖成功率”、同时提高了他人的“繁殖成功率”呢？“标准理论为利他主义提供了两条进化道路：选择亲属和互惠利他。帮助自己的亲属，帮助愿意回报我们的利他行为的人，等于是我们在帮助自己。”舍默由此推断，进化选择了那些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的人。
当然，这有个限度。由于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评估信贷风险，信用风险的差异随即产生。这就再一次出现“银行家悖论”——仍然是最需要援助的人最难获得援助。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酒肉朋友”可能会假装出利他的样子，等真正处于恶劣环境时，他们根本不帮我们的忙。而真正的朋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深切关心我们的安危。环境越是糟糕，拥有真正的朋友就越重要。
市场同样是不断进化的，随之进化的，还有人的行为，而这些进化的行为让市场具备了某种“心理”——舍默所提出的这一解释经济行为的全新方式，事实上将复杂理论、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道德经济学等大量互有关联的前沿科学理论成果“统统划到演化经济学的范畴，也即把经济看成一套不断进化的复杂适应性系统来研究”。 当下，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舍默即将开创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但他将经济学与生物学、心理学的融合在一起碰撞、探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经济行为的方式，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这两位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年开始研究“前景理论”时，谁能预料到他们会有后来的斐然成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