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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 彭兴韵
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 郭世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陈道富
每次危机都是一次重塑世界秩序的机会。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一周年里，中国在危机中表现出的相对稳健以及率先走向复苏的姿态都让中国在危机后的世界中更胜一筹，那么，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学者的观点甚为乐观，认为，危机是中国崛起的一次战略契机，但重点是我们该如何利用好这次契机。回到应对危机本身，需要关注的则是，当经济确实企稳回升后，我们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又该如何全身而退。
⊙记者 周鹏峰 李丹丹 ○编辑 谢丹敏 于勇
政策推动中国率先复苏
上海证券报：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同其他各国一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您觉得中国所采取政策的内在背景、取得的效果与西方各国有何差异？从目前政府发出的信号来看，中国似乎走在了复苏的前列，您觉得这其中政策有多大贡献？或者一定程度上是因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
连平：西方国家由于银行体系受到承重的打击，市场流动性紧张，信用体系急剧恶化，信贷被冻结，所以刺激经济首先是给金融机构输血、给货币市场输血。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还比较稳健，市场流动性比较宽裕，中国需要的是扩张内需，中西部地区有很大的投资发展空间，同时国民的消费水平较低，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内需扩张首先要财政政策的拉动，但单靠财政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积极的货币政策配合，因此，我国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受冲击相对较小，政策的逆向操作贡献很大，中国的投资、消费有很大潜力，但潜力不等于现实，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这种潜力就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
彭兴韵：与其他国家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给金融机构注资不同的是，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时是将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了实体经济之中，而不用修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说，中国是面临着国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自身并没有真正亲历了这次金融危机，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也先于那些真正的危机国家而复苏。
郭世坤：西方采取的更多是货币政策，主要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降息，甚至降到0利率；再有向市场注入资金，向一些企业、金融机构的借贷，或通过资金的注入来实施货币政策与坏账清理等。
中国采取的政策更多是直接针对实体经济，比如“四万亿”政策的出台，还有相应的一些产业和经济规划，对有关重点经济领域，包括对外贸、房地产、消费等领域的政策支持，这些都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比西方政策效果更直接。
政策退出不是“猛踩刹车”
上海证券报：目前各国在探讨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退出的可能，但有认为，因中国信贷及投资的大幅扩张，且投资主体多为中长期项目，因此未来两三年中国实质性的退出将很困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没多少回旋余地？您觉得，在经济企稳回升之后，中国还有多少政策操作空间可弥补？
陈道富：中国四万亿的财政政策是以两年为基础设计的。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实现以市场真实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复苏，对我国而言，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中国的宏观政策能否顺利“退出”，关键是这些政策能否有效激起民间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进入新的良性循环。以投资为主体的财政刺激政策，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缓解经济过快下滑，但在产能过剩、消费率不足的情况下，却可能会进一步积累不利于经济新的良性循环的因素。但如果是简单提高消费率，却有可能陷入杀鸡取卵的困境，需要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总之，长期问题在当前具有短期意义，制约着中国“退出”政策。
彭兴韵：“退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猛踩刹车。央行早前提出的货币政策动态微调，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货币当局对上半年信贷过于快速膨胀的容忍度已经到了极限。就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而言，央行重新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频率，重启了一年期的央行票据，就表明央行逐渐退出了去年11月中旬国务院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中的“货币政策策略”，最近两个月在央行和银监会的控制之下，信贷增加额的迅速回落，更是退出的大刀阔斧之举。
连平： 通常应对危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短期的，比如美国推行的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经济状况出现好转，就可能会较快的退出。但中国这次实施的政策我认为不完全是短期的，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有较大不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但积极财政政策不完全是短期的，它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消费提升等等。以前在这些方面真正实施的力度不大，但这次财政政策的重心是在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开发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所以这次实际上是短期和中长期想结合，短期的政策达到预期的目标之后，会逐渐地退出，而中长期政策则需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郭世坤：目前谈退出还不是时候，因为我们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是很稳固，还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点主管机构的态度也很明确。
现在有些人提出退出的问题，可能是担心一旦西方经济复苏之后，如果西方或美国救市政策比我们更早的退出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形成冲击，比如他们一加息，可能会造成我们大量的资金外流，但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单向的思维，综合来考虑，这种担心是不成立的，因为目前来看，最早走出经济危机的肯定是中国，中国未来政策转向比西方有更好的基础，所以应该是我们的经济政策对西方产生影响，而不是我们跟着他们走。
立足长远 得大于失
上海证券报：金融危机对于各国而言，有得有失，您觉得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得”是什么，“失”又是什么？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是中国借机崛起的一个契机，从长远来看，似乎得大于失？您怎么看？
郭世坤：不好说我们是“得”多还是“失”多。但从化“危”为“机”的角度看，我们更好的规划和政策应对，使得我们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赢了一筹。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意识也更加增强，比如在危机中，我们可能更多思考如何进行海外并购和业务拓展，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参与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建设，这就是我们化危为机所“得”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贡献，由于这种贡献，增强了全球克服危机的信心。
连平：危机使得中国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在全球崛起，使得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当中，从过去的参与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从过去是国际游戏规则的承受者，而成为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这是我们从这次危机中获得的重要契机，从长远战略角度来讲，肯定是“得”大于“失”。
从“失”的角度来看，比如出口、就业等受到一些短期的负面影响，但我觉得“得”更多一些，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从内部来看，这一轮政策重大调整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三个重大转变：
第一，从中国经济的区域结构来看，虽然我们多年来都说要开发中西部地区，但实际上它得到的支持力度和投入是不够的。而这次沿海地区受到很大影响，为拉动内需，中央财政两年计划投入1.18万亿，随后拉动了较大规模的银行信贷投入，银行50%多的中长期贷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投到了中西部地区。这会使得未来5-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区域结构产生重大变化，因为这些项目启动之后，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保证这些项目运行所需要的信贷资金的投入，进而会持续拉动这些地区的发展，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引擎。我认为只有在危机强烈的推动下，才会发生这样重大的政策转变。
第二，从外向型经济的角度来看。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出口产业规模巨大，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很深，这次危机让我们再一次感到到了它的负面影响，所以发展内需非常重要，然而从观念上说要发展内需到真正把发展内需放在第一位，需要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我认为这次在危机背景下，政策的转变具有这样的含义，即把更多的资源投到了刺激内需方面，这将对中国经济未来更多依赖于内需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第三个就是消费，中国向来重生产轻消费，这次在投资方面有很大投入的同时，消费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比如家电下乡、买车补贴、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政策关注和资源投入的程度明显加大。我相信，明年中央财政投入的5000多亿中间会有更大的比例投入到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涉及民生消费的领域当中。
二是从外部来看，这次中国的“得”可圈可点。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包括在IMF中的地位、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行动，这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有利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的一个转折，相信中国未来在这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道富：金融危机刚爆发时，我认为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弊主要是直接的金融损失，如金融机构、外汇储备等，以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冲击，但可能给我国带来三大潜在的机遇，一是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供了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二是提供了改革的良机，可以为我国深刻的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提供压力，奠定我国长远增长的基础；三是在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世界资源价格处于低位，给我国“走出去”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但由于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在利用这些机遇的时候，基础并不扎实。目前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但关键是如何将潜在的机遇转化为真正的“所得”，最终实现“得大于失”，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既需要在政策上把握好，还需要扎扎实实的微观行为，有时还需要利用我国特殊的体制和资源优势。
彭兴韵：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之中，失去的很少，只不过是在短期内损失了几个点的GDP增长率、一些企业经营短期内的举步维艰和一定的就业压力，但潜在的收益却很大。比如，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各国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也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性，因此，金融危机无形中提高了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又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弊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呼声越来越大，这就为人民币的逐渐崛起提供了契机，等等。总之，金融危机确实在改变原有的平衡，为全球其他新兴国家提供了更广泛地参与全球经济与金融事务的机会，因而会深刻地左右着全球金融格局的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体系在全球中的地位会上升。但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国也需要在制度、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和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努力。
西方金融机构仍是学习榜样
上海证券报：金融危机让中国金融机构开始重新认识西方金融体系，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学习楷模的轰然倒塌，您觉得这对中国金融政策的制定以及金融机构的改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道富： 世界上没有最优的金融体系，只有适合本国发展阶段和市场特征的金融体系。当然，在这过程，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盲目否定西方的金融体系。美国式的、以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虽然在这次危机中暴露出其内在不稳定的缺陷，但仍然具有广泛的优势。中国的金融政策和改革选择，需要抛开任何既有模式的束缚，以我为主的进行思考与探索。
连平：美国的金融机构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公路水平、开车人的水平、车的水平都很高，但开车的人好胜逞强，公路管理又过于宽松，车速过快，所以一旦出车祸问题就非常严重。但西方金融机构很多方面依然是我们的榜样，比如公司治理、经营管理、营销机制、信息技术系统、产品和业务流程等许多方面。
但这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西方金融体系中的缺陷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并吸取教训，比如监管的缺位、过度宽松、交叉重叠、明显漏洞等，因此我们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尤其是要推行一体化的监管。
彭兴韵：美国金融危机不过再次以沉重的代价告诉我们，自由市场是需要约束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由，虽然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却是各种不完美的制度中较好的一个，是最有生机和创新动力，因而也是最能促进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一个。只不过，我们今后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中，应当强调政府的有效监管，使市场竞争、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都能够有所约束和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