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G20金融峰会明天将如期在美国匹兹堡召开。各利益联盟自然毫不例外地在暗自发力，各打各的算盘，而有意思的是，欧美各国政府对此次危机罪魁祸首的金融高管清算问题，却都有比较明确的态度。目前的普遍性共识是，银行高管要对此前所犯的风险过度投资行为负责，并要限制他们的高额薪酬。9月初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就提出，全球银行业薪酬规则的要素，应该包括强迫银行在利润下滑时“追回”现金奖励、更好地尝试将银行业从业人员薪酬与其长期业绩表现和基本薪资挂钩、推迟奖金发放时间、以及披露薪酬最高人员的更多相关信息等。这一建议得到了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响应和支持。

　　不过，在对金融高管限薪的初衷和惩治力度上，欧美还是各有不同的理解和尺度。按照欧盟达成的共识，银行高管的薪酬必须建立在长期公司经营业绩上，构筑一种更为稳固的银行业绩与经济增长关系，以避免再次产生之前由于短视金融文化所产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向在金融高管限薪上咄咄逼人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一路推销其法式限薪方案：要确保50%的薪金推迟三年发放；对发放浮动薪酬所需款项占银行总营业利润的比例设定上限；对金融业征收特别税项；所得税收可用于旨在为零售银行存款提供保险的全国性计划等。而英、美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认为，不应为此设定上限，而应把重点放在修复金融体系、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上。已在风口浪尖上的英国银行协会在G20召开之前提醒布朗首相，欧盟提出的高管限薪方案可能会对大多数银行家薪酬支付产生实质性风险，将导致国内顶尖金融人才流向另一个金融中心。而在金融高管限薪上强硬的奥巴马尽管一再强调“不要再向自己发放巨额奖金，进一步地‘挥霍’公众的信任”，但从他目前的态度来看，已不太支持再降低高管的薪酬了。

　　在眼下的国际大环境下，欧美国家此时对金融高管的清算力度存有争议似乎不可思议，但从欧美双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历史传承上看，却是很容易理解的。以法国、德国为核心的欧盟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长期受到欧洲历史上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已被工会力量深度制约，一旦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首先下手的很有可能不是工人，而是那些具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高管。所以，无论是从危机的诱因，还是欧盟的历史遗产来看，都会把矛盾指向金融高官的薪酬上，一则为了捍卫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二则为了安抚民众，构筑更加稳固的社会基础。而在英美传统下的公司治理模式，更强调保护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监督和制衡力量更多来自市场的系统激励和压力。如果过度压制企业高管的绩效工资，可能会抑制这些高管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市场整体绩效的下降。自然地，一旦有所风吹草动，也是市场淘汰法则。再回头看一下奥巴马在执政之初对美国金融高管的限薪令，很有可能只是一项迎合政治选民的缓兵之计。而今，羽翼渐丰的奥巴马政府也自然会向美国传统下的政策价值回归。

　　由此看来，此次匹兹堡峰会很难对危机中的重要诱因产生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从理论逻辑上讲，激进的萨科奇和渐向传统回归的奥巴马对高管限薪令的顾虑，当然各有各的道理。对于正在深受金融高管薪酬文化所产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痛，世人必须审视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性文化价值缺失，在危机中不断总结其教训，但另一方面，过度压制高管薪酬，可能会影响潜在市场价值的大规模流失，影响欧美国家金融业的实际经营绩效，从而错失了经济复苏的动力。更艰难的是，这还对英美国家根深蒂固的金融文化构成了严重挑战。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