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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次峰会单纯地应对危机相比，这次G20匹兹堡峰会面临的形势似乎更为复杂：尽管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谷底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经济稳住阵脚之后，一些更长期内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未来的退出机制如何规划、何时启动？国际金融机构和货币体系如何改革以防范危机重演？在经济低迷背景下卷土重来的保护主义该如何应对？
带着上述种种疑惑，上海证券报记者日前对里昂证券经济研究部主管斐思伟（Eric Fishwick）进行了独家专访。斐思伟对很多国际经济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早在去年6月金融危机还未全面爆发之际，他就预见到了“美国衰退不可怕，中国更应警惕欧洲经济降温”。
⊙记者 朱周良 ○编辑 朱贤佳
G20亟需共同规划退出策略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这次G20峰会的主题有哪些？
斐思伟：我认为他们有很多话题要谈。最紧迫的我认为是退出策略，现在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行超宽松的政策，比如美国接近于零的利率政策以及占GDP比重高达11%的财政赤字，欧洲和亚洲也都实现非常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中国，投资开支占到GDP比重多达60%，已经没法再上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现在决策者们最需要做的是如何规划退出策略。不过，目前，经济增长的情况依然不能令人放心，甚至在被公认为情况最好的中国，增长更多的仍是受到政府的投资驱动，而在欧美，情况更加糟糕，我们预计美国的失业率到明年年中前后会持续上升，欧洲也一样。所以，在现阶段经济复苏依然非常脆弱的阶段，当局要考虑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仍需非常谨慎。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通常决策者们被迫实施的极端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往往都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可能只有12个月到18个月，一旦超时维持，就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胀压力和风险。但经济复苏却往往不能与刺激性政策同步出现。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平衡撤出刺激政策时机的问题，既不能出手太晚，也不能过早退出，以至于扼杀了刚刚启动的复苏。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最关键是退出，那么还有哪些话题值得G20关注？
斐思伟：是的，还有很多其他事要讨论，比如金融监管改革以及货币政策实施方式的改革，我预计未来央行在制定政策可能更多地将资产价格通胀纳入考虑。还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以更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现状。现有的多数国际经济机构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设立的，当时是美欧等西方经济体主导世界，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IMF等机构中的话语权很有限。但现在这种状况需要作出调整，世界银行、IMF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的结构需要作出调整，以更好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所以说，这次G20峰会绝对不会缺少话题。但我认为从全球的角度而言，今天最紧要的问题仍是，如何让全球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未来两年逐步退出，让诸如财政赤字等尽快恢复常态，我想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两到三年。
如果这一过程太早启动，可能伤及刚刚开始的复苏。很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紧缩政策的过早启动，对股市带来的冲击会远远超过对经济的冲击，因为股市的运行往往会领先于实体经济。
贸易摩擦是未来12个月常态
上海证券报：奥巴马政府暗示，这次危机爆发，中国等顺差国家也要承担责任，那么在您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何在？
斐思伟：我认为这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监管的丧失，监管部门想当然地认为金融机构能够自律，但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是痴人说梦。在盈利压力的驱使下，金融机构只会去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这就需要监管部门来加以限制，指望金融机构自身通过自律来控制风险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不愿落在竞争对手之后。
有很多因素加重了西方金融体系的失衡，最终导致了去年危机的全面爆发，但有一点我认为完全可以规避的是，摒弃认为金融机构可以自律的荒谬想法。
展望未来，我认为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将施行越来越主动和严厉的监管。另外，考虑到金融机构总会想法规避监管，比如过一段时间一些金融精英可能就会想出更加前所未有的金融创新产品，所以监管部门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填补监管的漏洞，不断对新的风险控制加以量化。
上海证券报：近期中美的轮胎特保案引发各界对贸易保护抬头的普遍担忧，对此G20峰会该如何应对？
斐思伟：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喜欢贸易保护措施。我认为G20应该尽一切可能采取措施避免保护主义。但是，不幸的事实是，搞政治的人往往需要被迫做一些姿态，尤其是当经济低迷的时候，政客们尤其需要表现出来他们愿意采取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支持者。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带来了不小的贸易摩擦，但其中很多都是出于满足国内政治诉求，而不是出于政客们自身的真实意愿。
但是这总是一种危险的策略，因为这种出于国内政治目的的行动，往往会导致贸易限制和壁垒的增加。所以，毫无疑问，G20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任何正在酝酿的保护主义，但我担心，贸易保护会是未来12个月的常态。
不过，我并不认为大规模关税战甚至贸易战的情况会出现，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会是“雷声大，雨点小”，不大可能兑现到具体的行动中。不错，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不容忽视，但实事求是地说，比如在美国，美国的家庭和消费者从便宜进口中受益良多，唯一可能从便宜进口中受到伤害的是一些制造企业，但这部分只占到美国经济的17%左右。这意味着，占美国经济83%比重的领域都受益于便宜的进口。不过，在美欧国家，政客们一向都有保护制造业的情结，但要落实到具体的大规模保护主义措施却不大可能，因为这会伤害到更大范围的领域和民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