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趋势没有明朗之前，不能与市场的趋势作对逆势而为，要坚持右侧交易。

　　●股市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策略：熊市阶段，应该用少量资金买入超跌个股，做相应的波段；熊市向牛市转换阶段，大盘指数可能是进二退一的走势，因为这个阶段板块轮动变换频繁，则要采取运动战术，把握住板块轮动变换频繁的节奏；而在进入牛市上升阶段，则要采取阵地战战术，此时就要拿着股票不动，稳稳地赚取上升的利润。

　　●我的目标是争取能做到绝对收益和跑赢指数，资金规模不是我所要关心的，如果我能做到以上两点，市场的资金自然会来找我的。

　　●当我发现上升趋势的到来，我会毫不犹豫地重仓操作，不会先行少量买入，再逐步加仓，尊重趋势，敢于重仓，才能跑赢指数；如果趋势开始下行，也要坚决空仓，不要逐步止损。我的投资风格就是买入时满仓，卖出时一股不留。

　　●我们最主要的风险防范就是对趋势的判断，如果机械地按照下跌10%就进行止损，可能面临着再次杀入后，又下跌了10%的风险又止损。这样只会是恶性循环，重复失误。

　　⊙记者 屈红燕 ○编辑 朱绍勇

　　寻找趋势的拐点

　　判断股市的拐点，并不等于日日埋头于K线图研究。在廖黎辉看来，判断拐点的来临更多是建立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但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趋势不一定马上掉头，因此必须一个数量化的武器，追随趋势的拐点。

　　廖黎辉判断大市拐点依靠两类武器，一个是多年积累的宏观经济研究经验，一个是他自己独创的能量选股系统。前者用于判断“即将变化的趋势”，后者用于发现“趋势拐点来临的时间”。

　　索罗斯被奉为趋势投资的王者，但索罗斯坦言，他也是经济规律的遵守者。廖黎辉的从业经历积累了敏锐的宏观经济判断能力。据介绍，他从事证券研究的时间超过了10年，1996年在蔚深证券做研究员，后来在江南信托担任过4年的研究所负责人兼证券投资负责人，在转投私募之前，曾在国海证券做过3年的证券投资负责人。这些从业经历让他对“各种经济数据烂熟于胸”。

　　只有敏锐地感知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才能前瞻性把握投资机会。2008年10月，廖黎辉判断大底来临，并撰写文章《新一轮大反弹开始要等奥巴马当选总统的发令枪响》。他认为，“美国资金从新兴市场获利丰厚，大举出货后资金回流美国，导致美元需求增大，美元升值，因为这笔资金并没有进入美国股市，美国股市此时却猛跌。这其中有个博弈的关系，如果此时这笔资金进入股市，金融危机情况没有表现得那么严重，不利于奥巴马当选。因此，只有当奥巴马当选，这笔资金才会进入股市，新一轮大反弹拉开序幕。”

　　股价的涨跌很难摆脱市场情绪的影响，虽然有时从理性因素判断拐点应当出现，但拐点却姗姗来迟，这也是为什么会涨过头也会跌过头的原因。为了跟踪趋势的拐点，上世纪90年代在蔚深证券作研究员时，廖黎辉就开始琢磨通过一套系统发现趋势拐点，经过近十年不断完善，“景良能量选股系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这套系统围绕股市“资金流入质量”和“资金流入涨速”两个层面，通过多个指标来判断拐点是否发生。

　　“景良能量选股系统”的诞生与廖黎辉的学术背景有很深的渊源。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所学的专业正是管理工程，这一专业同时结合了经济学和数学，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获得全校优秀论文奖，大学毕业论文获得全校一等奖。“当时使用了大量的数学模型，哈工大是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我们当年吃过晚饭就去图书馆占座位，如果论文中没有数学模型，根本别想通过。”

　　通过多年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总结，廖黎辉发现“股市短期的变化受到太多偶然因素影响，重大政策出台会影响一到二周左右的市场趋势，但一个月以上的趋势是稳定的，不会受短期因素影响。”例如在2007年的牛市中，5月28日加印花税只调整了二周，后来大盘从3400点涨到10月份的6000点；在2008年的熊市中，4月28日降印花税，只反弹了一周，大盘从3100点跌到10月的1660点。今年7月底，“景良能量选股系统”出现趋势拐点，他随即进行了清仓，“使用这套系统的好处是，即使一天两天的变化不能把握，但不会出现大的失误，能将风险控制在百分之十以内，而不是一下亏个百分之二三十，甚至有的亏百分之四五十。”只要严格按系统操作，可大大减少人每天盯盘带来的主观判断失误，他说2007年10月份系统已发出卖出拐点，直到2008年12月才出现买入拐点，一年多没发出买入信号，尽管他绝大多数时间空仓，但他还是没有坚持住，中间抄了三次底，结果亏了三次，失败教训告诉他下跌途中不要去猜政策底，宁可不买到最低点，要在系统发出买入信号后做趋势已向上的右侧交易。

　　不能机械照搬巴菲特和索罗斯

　　虽然是个趋势投资者，但廖黎辉说他自己受巴菲特的影响更深，只要市面上有关于巴菲特的书籍，他全部买来看。他认为，“任何投资者都是趋势投资者，买入是认为它会涨，卖出是认为他会跌。巴菲持和索罗斯也是趋势投资者，巴菲持更多地做上涨趋势的追随者，而索罗斯更多的是个下跌趋势的制造者，巴菲特是做多的易受到人们的欢迎，索罗欺是做空的易受到人们的指责。巴菲特的投资精髓值得称道，但不能机械地照搬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投资方法。”

　　索罗斯1992年因狙击英镑一战成名，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令人“闻之变色”。廖黎辉认为，索罗斯是下跌趋势的制造者。“在发现经济漏洞时，索罗斯往往主动发起攻击，使趋势迅速改变，让各国政府措手不及，因此他是趋势的制造者。索罗斯更喜欢空头市场，不被人们欢迎。但索罗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及背后富可敌国的大财团支持他也不可能引爆东南亚金融危机。”

　　廖黎辉认为，无论中国的私募还是其他机构，都做不了趋势的制造者，顶多可以做一个趋势的跟随者。他分析到，在国内的资本市场上，除了政府外，大机构资金规模都差不多，没有杠杆、没有股指期货这类相应的衍生交易工具，也就无从谈论左右市场方向。“正因为中国有众多的人口、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济规模，及我国规模宏大的居民储蓄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不是一般机构、力量所能左右及改变趋势的。” 因此，廖黎辉认为，在我国，趋势的制造者只能是政府，政府通过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行政手段，调节着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引导股市趋势的变化。今后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了，外资可自由进出中国，他们资金巨大，加上有股指期货这类高杠杆的衍生交易工具，有可能会出现索罗斯类的人物兴风作浪。

　　巴菲特以价值投资而名扬世界，但廖黎辉认为，任何市场中人都是趋势投资者，巴菲特也不能除外，巴菲特是认为趋势上涨才买入股票，中国的私募做不了巴菲特。“巴菲特的资金80%以上来自保险资产，可以长期使用，这是中国任何一个私募或者公募不具备的优势，没有人说买你的公募基金或者私募基金，我十年都不收回。投资者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就要收回资金了。”因此，廖黎辉认为，如果盲目效仿巴菲特，把一只股票从牛市拿到熊市，再从熊市拿到牛市，投资者不会允许你老坐过山车。

　　“巴菲特的选股精髓我们可以学，但他也不是死抱股票不放，他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依据，他会与当时的长期债券收益率进行类比。因此如果公司很好但市盈率高达100倍，并且还要靠不断融资才能维持发展，这样的股票拿着长期持有，这完全是错误的。”廖黎辉说。

　　投资是孤独者的游戏

　　曾经有人问过巴菲特：你这么成功的投资经历，是否有一个强大的决策团队的支持？

　　巴菲特答道：投资就是个人的行为，如果靠集体决策，我就该选择退休。

　　廖黎辉所在的景良投资公司，目前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主要的投资决策均由廖黎辉自己完成，其他人仅起到辅助作用。他认为，“投资是孤独者的游戏，有些私募喜欢标榜有多大团队，什么集体决策等等，我个人认为，私募就是基金经理的个人风格。”

　　私募一定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廖黎辉表示，“巴菲特、索罗斯更多的时候都是他们自己的投资决策，他们身边的人，只不过是他们的助手而已，不管是对还错谁也代不了你自己。作为私募一定要有个人的风格和特色，一定要有强烈的个人烙印的投资理念。如果靠下属给投资建议进行投资，那就不是你的风格了，如果下属的能力还强于自己，那下属没有必要在你手下工作。”

　　事实上，廖黎辉在证券公司做证券投资部负责人的时候，也一直坚持个人的投资风格和观点。“以前在证券公司从事资管时，我就坚持我个人的观点，如果领导要求我做什么，一定要有说服我的理由，如果我认为我的判断是对的，我一定会坚持己见，否则我宁愿辞职不做。”

　　廖黎辉说：“为何巴菲特选择将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放在美国的奥马哈小镇，而不选择在华尔街，除了该洲法律上允许保险公司大股东可用保险资金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排除外界噪音，更好地坚持自己的理念，正是这样才成就了巴菲特这样一位投资大师。”

　　深圳的许多私募都扎根在中心区，如诺德中心等同一栋大厦中就有多个知名私募聚集。但廖黎辉却一直将办公地点设在远离闹市的南山区。他说，“我离开证券公司后，就不再阅读策略或者个股分析报告了，更多是看一些行业和公司的财务数据，还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新闻。我的投资行为反而变得更为理性。投资就是孤独者的游戏。”

　　廖黎辉是一个特立独行者，其实早在赵丹阳等一批私募先锋前去香港股市淘金之前，廖黎辉就已经涉足香港市场，他所在的江南信托也是国内券商中最早去做港股的券商。因为思维比较活跃，廖黎辉对大的形势变化比较敏锐，2000年年底他敏锐地观察到小布什当总统后，美联储开始降息，当时由于国内外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差不多是同期人民币利率的两倍多，与人民币贷款利率相当，出现了有人大量存外币定期存款做抵押贷人民币的现象，美联储不断降息后使以前存外币定期的利率远高于降息后的利率，他在2000年底指出为了化解外汇定期高利息压力，可能对有外币存款的国内投资人开放B股，使他们由于B股赚钱效用驱使而将定期外币存款取出来买B股。2001年2月19日B股果然向国内投资者开放，但因为政策同时规定，“2月19日之前有外币的人可以马上买B股，2月19日以后有外币的人要到5.30号之后才能买B股。结果2.19以前有外币的人纷纷将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买B股，有效地化解了当时800多亿美元的居民外汇储蓄高利息压力。”

　　当时B股的暴涨同时带动了H股的活跃，廖黎辉利用江南信托大股东在香港的港币存款开展了H股投资。“派人到H股公司调研，这些公司一个星期就涨一倍多，收益非常可观。”廖黎辉还组织了研发部的一帮人写了《转战H股》一书，由文汇出版社发行，成为国内市场上关于港股投资最早的书籍。从2001年起，四年大熊市拉开序幕，A股日益难做，而许多私募和券商在港股找到了练兵的机会，廖黎辉是其中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