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主持 于勇

　　尽管近期全球经济数据普遍向好，但由于对于此种好转究竟是可持续的趋势性增长，还是政府经济刺激之下的短期效应，仍存争议，由此，市场预期伴随经济数据的反复处于不断调整状态，相应经济信息被扭曲异化的概率也在加大。因此，作为危机消退的回应，政府干预能否平滑退出，则更显得格外重要，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克鲁斯内尔所言的“摆脱金融危机就像摆脱尴尬的社交聚会一样：正确地退出非常关键。”

　　危机后的市场恢复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观察金融危机以来A股市场的行进轨迹，似乎上述的历史又在重演，8月份A股市场单月下挫21.81%，从而结束了自去年11月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启动以来上涨趋势，因此，危机后的政策如何平稳淡出就成为了影响后期市场最重要的因素。

　　实际上政策退出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10年前我们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就曾面临过类似问题，而当时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依靠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增长动力，即伴随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外部市场需求和内部房地产投资的双轮拉动之下进入了上升周期，而且当时的政策也是采取逐步退出的策略，此点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最为值得借鉴的。

　　相应地横向观察，在中美经济强劲恢复的带动下，全球经济正由重症监护状态转向复苏，各国相继也都在积极准备退出策略，但在经济持续增长获得确认之前，为了防止“前功尽弃”，各国货币当局均采取边走边看的“微调策略”。例如美联储在6月份宣布维持购买国债、机构债和MBS规模不变，暗示政策开始微调，相应联储的资产总额已由年初的2.23万亿回落至目前的2.09万亿，缩减幅度为6.3%，而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资本市场对联储的政策变化反应积极，自6月24日美联储政策微调开始至今，道琼斯指数累计涨幅为15%左右，而较3月9日的低点则上涨45%。

　　与其他经济体金融业表现出来的顺周期行为不同（资产负债表收缩，杠杠率下降），中国金融业则表现为独特的逆周期行为（资产负债表扩张，杠杠率上升），以至于前8个月累计信贷投放高达8.15万亿，而也正是此种非常规的货币环境下，7月份以来的信贷数据合情回落却被市场严重误读和无情放大，实际上伴随信贷月度增量的回落，信贷结构却在不断改善，货币环境仍属宽松范畴。

　　因此，无论是纵向观察，还是横向的比较，中国经济虽然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率先复苏，但当着手退出策略之时，却如此“形似质非”，而对决策者部门而言，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向正确方向的行进，则就成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

　　那么，首先就需要清醒认识当前的经济强劲恢复主要源于两点：一个就是弗里德曼提出的经济拨弦论，即你向一个方面拨的幅度越大，它就会反弹得越多；另一个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各国的政策协调性确实提高很多，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更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来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管理，这个和亚洲经济危机中各国的表现截然不同。

　　其次，尽早解决未来全球经济引擎的定位问题。因为，此次危机已经对此前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两极拉动下全球增长模式产生深远变化，中美双方已经认识到旧有经济运行模式的局限性，并均在积极进行结构调整，但由于新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就更需要用战略的眼光来定位未来全球经济的引擎。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危机解救过程，还是在政策退出阶段，中国表现出了独特的特质，而对于后期市场而言，应当承认在过度充裕的资金和强力的政策推动下的增长，其持续性是不具备的。健康正常的市场一定是以经济基本面拥有持续增长动力为基础，这就要求宏观层面要尽量撇掉经济噪音的干扰，对于市场预期实施以积极引导，并将此形成正反馈，只有这样，经济运行拐点期内经济数据的反复才不会被市场一再误读，进而营造微观层和宏观层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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