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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开始，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周正庆就与中国资本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1998年到2000年出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他的名字因“5·19行情”、清理整顿场外交易、清查证券公司、入世谈判、出台《证券法》等一系列关键词被牢牢镌刻于时代的里程碑。
在抗争中开拓，在欣慰下忧思。他仍然在关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点滴。
⊙记者 马婧妤 ○编辑 王颖
19年过去了，年逾古稀的周正庆谈起中国资本市场仍然目光矍铄。作为一名不“退市”的老兵，他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作为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合并后，集中统一监管体制时期的第一位证监会“掌舵人”，他的旗帜鲜明、敢作敢为给那个时代的资本市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作为一个心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长者，他的那份执着与思索，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我们仔细体悟，认真解读。
周正庆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每个片段，亦是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个“横断面”，而背后，则有思想逐步解放、观念逐步发展、体制逐步完善的发展逻辑一以贯之。
资本市场六大功能
“资本市场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我国的繁荣和富强。”采访伊始，周正庆便提纲挈领地指出，以1990年沪深交易所建立为标志，我国资本市场历经19年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
从1992年到2009年8月底，股票账户由0.02亿户增加至1.32亿户；上市公司由53家增至1638家；总市值从1048亿元增至18.7万亿元；境内外股票筹资总额达到3.358万亿元……周正庆对一串数据如数家珍般，十数年来资本市场沧海桑田的变化随之呈现。
“概括来说，19年发展历程中，资本市场发挥了六个方面的功能，筹措资本金；推进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推进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实现保值增值的功能；推进扩大内需，增加社会财富；以及推进我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周正庆表示，资本市场筹集的是资本金，这和间接融资等其他筹资形式不一样，企业筹集到了长期资金，直接增加了资本，对国家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分有益。上世纪90年代，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筹集了急需的资本金，后期又为国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立下汗马功劳，近两年国有大型金融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实现了经营情况的根本好转，一举成为国际大银行追逐的战略合作目标。
“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稳如泰山、信誉良好，如果没有当初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没有资本市场筹集来的大量资金，这都是难以想象的。”
目前，国家大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实现上市，周正庆说，从一个侧面看，大国企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步实现上市、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过程。他用太钢不锈举了个例子——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76亿元，用于产品结构调整，上新项目，添新设备，使产量比上市前提高了13倍，跃居全球第一。现在，宝钢、首钢、鞍钢、马钢、武钢等大钢厂都已上市，我国钢产量也位列全球之首。
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社会财富的保值增值对广大百姓来说，则是资本市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前不久我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认为中国要扩大内需不能光喊口号，目前广大城乡人口获得收入后还必须储蓄，因为孩子上学、养老、看病等有相当一部分钱仍要自己拿。”周正庆说，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想办法提高居民收入，一个渠道是提高工资，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办法，通过资本市场的持续向上发展，为老百姓增加投资收入，而这一过程中，社保基金、商业保险也能良好地实现保值增值。
“当年5·19行情的时候，上海市市长曾经打电话给我，说股市一涨，我们这的饭馆儿全满了。”周正庆笑着说，应该看到，股市是扩大内需一个极具潜力的阵地，“把凭空蒸发了的市值恢复一些，恢复的部分当中，绝大多数就会被用以消费，使内需有效提升，而且这不用国家拿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呢。”
“怕冷不怕热”
十几年来，周正庆始终坚定地认为，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证中国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地向上发展。“如果股市持续几年低迷，新股发不了，股民不愿意交易，上市公司数量无法增加，资本市场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周正庆的发问或许是每一任监管者都必须思考的难题。
时间退回到1999年上半年，我国股票市场经历长达近两年的盘整，整体处于下滑状态，当年5月18日，沪指跌至1059点，比1998年6月3日高点下跌了25.4%，不少股票跌破发行价，这在当时十分罕见。
“当时有人提出，证监会应当只负责监管，市场好坏与监管部门无关，但我带领证监会领导层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分析之后，认为证券监管部门面对持续下跌的局面不能听之任之，要积极主动、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周正庆表示，《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的请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市场环境下，被递交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办公桌上。5·19行情随即被触发，股民被深度套牢的局面逐步改变，沪深股市走出了一波长达两年的牛市行情。
周正庆多次提到十分赞同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即“中国的市场，怕冷不怕热。”他认为，2006到2007年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最好、起作用最大的两年，股市直接融资、资源配置、增加人民财产性收入、实现社保及商业保险保值增值等诸多功能都得到了有效发挥。
“我时常在想，咱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持续三到五年的慢牛行情？”
美国资本市场曾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十年单边上涨的慢牛行情，道琼斯指数从2400点涨到11723点，十年涨幅达到4.9倍，此间美国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互相促进，经济增长平稳，通胀率和失业率双低，技术投资强劲增长，资本市场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财政赤字下降，投资和消费旺盛。
“我认为正是这十年为美国树立经济第一强国的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当时美国平均GDP增长率不超过5%，对比近年我国经济增速都在8%、9%以上，中国股市理应同步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周正庆说。
历史的事实是，当5·19行情演化至2001年年初，资本市场“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开始见诸各大媒体，“证监会出台政策公然干预股市造成市场井喷，后果极其严重”的观点在市场上扩散开来。“针对这种说法，我们撰写了一篇文章，认为5·19行情是市场持续低迷后正常的恢复性上涨，经国务院领导批示这篇文章刊发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这在当时的资本市场是一件大事，在周正庆看来，出于通过正确的政策安排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考虑，而与“赌场论”、“推倒重来论”的进行的周旋“无异于一场斗争”。
“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搞好，而所谓搞好，就是必须让股市蒸蒸日上。”周正庆说，蒸蒸日上并不是指只涨不跌，而是指在股市运行的趋势上应该是总体保持向上的，“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总体向上的，股市没有理由不总体向上，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
“三个有利于”衡量股市
谈及如何管理市场，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衡量标准的问题。
周正庆提出，衡量资本市场好坏，美国标准不行，英国欧洲的标准也不行，尽管筹措资金的功能是一致的，但美英以私有制为主体，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盲目照搬照抄英美等发达市场的标准并不合理，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应该在中国特色理论的指导、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走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
“究竟用什么来衡量股市好与不好？”周正庆说，这个检验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应该采取各种手段，放心大胆去做。”
他说，过去我们曾以美国为师，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念，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让我们看到，没有一种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总结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时，也不能仅只考虑技术性措施，而应从理念、机制上研究，哪些是我国资本市场可以学习借鉴的，认清精华和糟粕。
为使中国在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的同时保持股市总体持续稳定向上发展，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周正庆提出了三点建议。
他首先建议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认真研究分析掌握股市发展情况，按照国九条的要求对大方向进行必要的调控，积极主动去管理，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其次，周正庆认为，中国应当成立一个高级研究机构专门“会诊”股票市场，得出可供决策层参考的数据和意见。“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市场人士都拿中国市场的市盈率跟美国盲目对比，我们的沪综指包括1600家上市公司，而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只有30家公司，我们的GDP增速在8%以上，而美国正面临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这样我们在市盈率上追求与美国看齐是毫无意义的。”他说。
再者，周正庆还建议，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面对资本市场，充分考虑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责任明确的协调配合机制，“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能完全脱离资本市场制定政策，而应该在制定各项涉及资本市场的政策时，都考虑到为市场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他同时提到，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拒绝用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而所谓政策引导也好、干预也好，并不是对正常发展的股市进行干预，而是在出了问题，市场自身又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果断地积极介入，维护市场健康和稳定发展，保护投资人利益。
监管应与服务相结合
周正庆作为监管部门“掌舵人”参与资本市场建设的三年，恰恰是我国资本市场集中统一监管体制刚刚建立起来的三年。
上任头一年，周正庆就面临着清理整顿场外交易，规范证券交易所的棘手问题。“当时全国有14个交易所，约300万股民，它们分布在各个省，而国务院早有规定，成立证券交易所必须由国务院批准。”周正庆回忆说，“对各省自行设立的交易所的清理整顿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由于300万股民手里攥着各式股票，证监会用一年多时间，根据每个省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逐个清理，在保证上市公司盈利、股民股东不丧失权利的情况下，停止各个交易所的非法交易。同时为了保证股民利益，证监会采取措施控制股市缓慢下跌，平稳关闭了非法设立的交易所。
周正庆在任证监会主席期间，还对证券公司进行了整顿，对其普遍存在的挪用客户保证金问题进行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和处理，并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的请示》中提出，给予证券公司融资权，允许其参与银行同业拆借和抵押贷款。
1999年，全国召开科技大会，对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出希望，要求资本市场建立高新技术板块，正在证监会主持工作的周正庆决定立即上马，按照部署制定并颁布了“确属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优先”的政策。
当时高新技术企业将发行申请报至证监会，由证监会会同科技部、中科院进行审核，确属高新技术企业的，作为优先上市企业对待，不受股本、盈利硬指标限制，由于当时作为资本市场铁律的《公司法》对拟发行公司的股本、盈利指标做出了明确规定，限制了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为达到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目的，证监会还提请全国人大修改了《公司法》。
“1999年到2000年的一年多间，几十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上市，直到现在，全国不少著名高科技企业都是在那时筹集资本金发展起来的。”周正庆欣慰地说，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方式快速解决了高新技术企业筹资的燃眉之急。今天创业板首批企业即将正式挂牌，创业板推出后，必将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更好、更快地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回顾19年监管历程，周正庆表示，“我们的监管日益走上正轨，现在的监管体系越来越健全，做得越来越到位了。”
周正庆说，1999年《证券法》颁布实施后，资本市场有了基本法，此后一系列法规规章都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依法治市的理念得以树立，实现了从监管分散到监管集中，由证监会进行统一协调，有了统一的法律法规、统一的监管队伍，监管力量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都有机构统一监管、分工负责。
作为一个老的“监管人”，周正庆语重心长地说，监管应该与服务相结合，对证券系统、证券监管机构、经营部门不断进行教育，提高各方遵纪守法的意识，“达到市场参与各方自己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需要下大功夫。”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建议，认为监管理念要跟建立持续、稳定、健康向上发展资本市场的理念相结合，以“三个有利于”为准绳，持续发挥监管部门应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