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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对于经济恢复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此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则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国际金融制度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可以说，这些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征；而由于全球性的政策协调和制度变革即将发生，当前世界格局重塑的日子或许也为期不远了。
⊙记者 石贝贝 唐真龙 ○编辑 谢丹敏 于勇
嘉宾：
瑞银投资银行高级国际经济学家 Andrew Cates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金融市场室主任、研究员 曹红辉
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Jongryn Mo
筹划逐步退出方案
上海证券报：此轮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各国采取了财政扩张和货币宽松等政策。而随着世界经济不断好转，现在是否已到了讨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机制的时刻？美国、欧洲、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遭遇问题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不一，如何才能继续推动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
Andrew Cates ：所有G20国家都宣称，为确保经济稳步复苏，它们将维持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于某些国家、以及未来数月有望经济强劲复苏的国家而言，当前可能已是讨论停止经济刺激计划的好时机；当然，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去调整其货币政策，其他一些国家在今年年内或2010年也有望也采取加息、或其他政策等。然而，目前许多发达经济体仍然面临非常脆弱的经济状况、未来复苏乏力，因此如果这些国家在未来较短时间内就停止经济刺激政策将是非常错误的。
未来数月，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在采取宏观经济协同调控政策方面可能会十分困难，同时，这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也未必会是一个明智审慎的选择。当前，美国和欧洲处于它们各自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它们的金融体系也面临着不同压力，另外，它们的私营、国有领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并不如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健康。在实际操作中，各国汇率政策协同一致也将很难实现。
曹红辉： 虽然财政支出刺激了信心，但是市场内在的投资和经济活动还不够活跃。在中国反映得尤其突出：私人部门投资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政府投资在拉动增长，而衡量经济增长是否恢复的一个基本要点要看民间投资是否能跟上，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一点。虽然宏观上，财政和银行信贷投放了大量资金，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作为经济体系内微观主体的企业利润还在大幅下滑。这说明整个经济活动仍然是不乐观的，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的反弹是不稳固的，持续性也是存在问题的。另外，大多数中小企业仍陷入经营困境中挣扎，就业压力加剧。可见，从刺激政策对维护经济增长与调整产业结构的实际效果来看，还不是很理想。
目前，大多数救助政策实际上都是对总量的刺激，可这次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结构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刺激政策不仅不会有助于结构性问题的缓解，反而可能加大产能过剩的矛盾。当下，应该讨论的不是退出刺激政策的问题，而是在短期内实现稳定之后，如何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与加快结构性改革，改革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可以说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全球性政策协调和制度性变革。
Jongryn MO：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包含不确定性因素。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或公司企业的破产仍将会轻易地动摇认为金融体系已趋于稳定的公众信心，也将引发新一轮的金融机构或企业的破产以及信用紧缩。因此，各国政府有必要协同应对、消除影响公众信心的不稳定因素，比如，尤需关注负债严重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金状况。目前谈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机制可能为时尚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国政府当前需要筹划有关逐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和降低财政赤字的措施方案，并及时向公众披露。
全球经济结构再调整
上海证券报：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此轮危机至今，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问题是否已经改善？有什么更为有效的共同措施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去若干年经济自由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会是什么？为什么？
曹红辉：经济结构性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分工的不合理、机制的不健全造成了这场经济危机，这是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产物。这也是为什么去年那么多人在美国和欧洲讨论“去全球化”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场危机跟全球化有着必然联系。现在很多人讨论完善金融监管、约束高管人员薪酬，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改革原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等等。但是，如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些领域，我觉得就可能是缘木而求鱼的做法。因为危机的根源不在这些领域，虽然这些领域确实有问题，确实应该加以改进，但如果仅把主要精力花在这些上面，就会造成国际改革与协调的偏颇，影响我们对更为关键的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如果解决的不好，也许下一场危机还会等着我们。因此，关注的重点应该在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层面与结构性问题上面，而不仅仅是监管这样一些更为表面和外部化的问题上面。
首先，要反思目前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方向与途径，反思经济失衡的根源，如何使世界经济分工和布局更加合理化，如何使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化安排更为合理化。
其次，避免动辄将复杂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情绪化、政治化。有人说，再平衡已有所改善，因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减少了，美国等国的消费下降了，储蓄上升了。其实，结构性矛盾仍然在那儿，短期的收缩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将是长期的、艰巨的调整过程。有人再次提出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制约中国的出口。这是由于仍然只看到了国际贸易的表象，而没认识到世界产业分工带来的必然性，汇率仅仅是影响经济的次要因素。
当前，威胁世界经济复苏与长期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日益蔓延的保护主义，尤其是在跨境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全球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仅存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也不仅仅存在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内部也同样存在。
要开展有效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就绝不仅仅是一国内部的结构调整，而是全球结构的再调整，这一调整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世界经济分工的再调整。在资本和商品跨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已经成为制约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使得发达经济体的要素成本上升趋势无法扭转，汇率、利率、工资、资产市场等定价机制都无法有效解决这一深层次问题，反而可能成为国际争端和政治冲突的借口。如何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产业布局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其二，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孕育新的增长动力，寻求能源、环境等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矛盾的解决途径，决定着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与前景。
而对中国而言，首先要解决传统产业的升级问题，其次则是新兴产业的培育问题。危机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机遇可能是因此而提高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位次，寻求消除能源、环境、技术等制约因素的途径，增强在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当下，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防范新的信贷风险和财政风险的形成。
Jongryn MO：经常账户失衡的确是导致国际市场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也需要尽可能快地被修正。但是，在此过程中有一点尚不明确，即货币市场上政府的直接干预是否必要或合适，比如，对于汇率重新调整等。对于主要的逆差国家采取更健全的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可能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最有效方法。
至于世界经济增长新驱动力的问题，我不认为世界经济的基本面会发生变化。更确切地说，高新技术、促市场发展的经济政策等仍将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Andrew Cates ： 由于中国国内高储蓄率、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世界经济部分地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中国过剩储蓄资本借贷至美国，与之相伴随的，中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毋庸置疑地，这些都加剧了美国家庭债务集聚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和随后的萧条。
G20是一个过于庞大和多元的群体，恐怕难以有效地应对全球经济不平衡和可持续需求等问题。美国和中国已经达成共识，即美国需要更多储蓄，而中国需要更多消费；但是，政策制定者对于采取此种转变的时机、以及如何实现此种转变等存在不同观点。提升中国的消费，需要在企业和家庭领域之间进行资本再分配，同时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降低为保健、教育和退休而储蓄的倾向。
中长期而言，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进一步走强，我们期待世界经济出现一种更为均衡的状态。而人民币走强则首先需要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致力于鼓励中国低收入家庭和公司储蓄的结构性政策、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可能采取的更严格的监管政策，也都将有所帮助。
最后，在过去数十年，世界经济自由化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只是部分因素。世界贸易、更自由的全球资本流动等绝对有助于促进投资快速增长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底层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传播等的作用也同样重要，而且这种趋势在未来仍将保持。
全球经济增长未来数年将放缓，由于更严格监管、更高的全球资本成本、许多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增长放缓等。但是，在新兴市场国家过高的国内储蓄率、低资本劳动比率，快速的潜在生产力等将阻止新兴市场经济过度放缓。我们预期，未来政策环境仍将是支持经济增长。
改变美元“一币独大”
上海证券报：此轮危机所暴露出来金融体系的缺陷。对于积极落实G20伦敦峰会的成果（包括对IMF改革、特别提款权等），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还需要哪些推动措施？
曹红辉：国际金融体系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变美元“一币独大”的状况，建设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应该成为根本性的改革目标，其他的都是辅助性的。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是二战的产物，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结束后，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化”体制实际上造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区域性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直到这次的全球性危机。美元发行仅以其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缺乏必要的国际间制约，直接损害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益，成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另外一个重要诱因。从全球战略来说，要把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建立多元化的国际政治体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次序相结合。
对于国际金融监管而言，要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和国际金融机构加以改革。对IMF这样的国际金融组织，仅仅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意义不大，只有把提高投票权比例与修改美国在重大的国际规则制定和重大决策上实际存在的一票否决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为平衡各国话语权创造条件。此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经济体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高管任职。
然而，更为根本的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改革方向，应该是在20国首脑会议基础上，建立新的全球性政策协调与监管机制，逐步使其常态化、机制化，甚至可考虑在地理上改变国际金融机构的设置。
Jongryn MO：在G20匹兹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将IMF至少5%的投票权分配给发展中国家，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除非IMF中来自欧洲的代表能够重新梳理和减少、常务董事等人员筛选方面也更加透明等，否则IMF的治理将继续是不民主的和低效的。
Andrew Cates ：目前，仍很少有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具体建议措施，但是，对于IMF投票权的改革目前已趋于达成共识。当前， IMF投票权并不反映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比重和重要性的提升，尤其是中国、印度的重要性。危机期间，各国倾向于推动借贷的进一步举措，改变了原来的借贷准则，这些都可能和应该被进一步讨论。
上海证券报：G20匹兹堡会议在金融监管方面达成的共识，对于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影响如何？
曹红辉：我觉得这方面的共识是最容易达成的，因为制定规则的这些人不需要从金融机构和企业拿钱。其实，这些问题本来不是一个公共问题，而是私人部门的问题，属于公司治理问题，应由股东大会去讨论制定何那个薪酬制度，高管拿多少钱，不是由公共部门集体制定一个规则约束它。但问题是各国政府大都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危害到了公共安全，所以要一起来制定这样一个约束机制。如能达成共识，肯定会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产生长远影响。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及其高管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则使得高管们因减少了激励而对金融创新有所收敛，并使各类跨境交易有所收敛，从而使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有所减缓。
Andrew Cates ： 金融监管、有关新资本监管协议的新规等都是此次峰会重点讨论部分。然而，短期而言，对于提升银行资本金要求、执行更严格金融监管的具体举措，金融市场可能并不会持欢迎态度。
Jongryn MO：美国赞同欧洲有关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主张，这同时也说明美国承认监管不足的金融市场存在缺陷。资本充足要求、打击避税行为和地区、以及对金融衍生品和暗池股票交易的监管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变化，这将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稳固金融市场。然而，对于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的限制则效果不大，因为此措施执行起来并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