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获得连任美联储主席提名后，各方舆论寄望其除了力争充当金融稳定的有效监护人外，还期待他能“捍卫美联储的独立性”。

　　的确，主流经典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以及诸多经济学文献，都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作为当然的理论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如同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篇所坚定批判“经典学派之前提”一样，“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

　　所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无非是指，无论是制定还是实施货币政策，均不受政治势力，或者说是政府力量的影响。其实，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时代，借助贵金属货币相对既定价值与数量的支撑和硬约束，中央银行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在完全脱离了贵金属支撑的纸币本位时代，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不可能再有独立性。

　　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纸币，之所以能替代行使着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储藏手段的货币职能，完全依赖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力量。所有的基础都是中央政府的信用，法律强制规定了中央政府的纸币发行垄断权。这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所确定的，而非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所自发确定的。在那种“市定货币”的贵金属本位时代，用不着一个集权机构管理货币，货币就是货币，这是由本身具有的稀缺性与价值所内在决定了的。但在“法定货币”时代，如果没有一个通过法律形式由国家强制力量确保唯一集权的机构垄断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岂不天下大乱？

　　正是信用货币制度，催生了中央银行。也只有在纸币时代，才需要中央银行，才有内容与形式各异的货币政策。离开了国家强制力量和政府机制，纸币流通连一天都不可能，那么，有关纸币发行与流通的所谓货币政策，又怎么能够摆脱开政治势力的掌控呢？具体行使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职责的中央银行，不可能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也就不可能不“讲政治”，更不可能不受主导政治力量的摆布。如此，哪来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这就是经济社会的事实，承认这一点没什么不好。在这个事实基础上构建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理论体系，会更有利于指导实践。现代社会已离不开政治。经济运行，既需要市场机制，也需要政治机制。任何政治机制与力量不关注经济运行，不能带来经济增长与秩序，断不会存在和发展。作为政府机构的中央银行，不可能像私人实体那样以盈利为目的，其全部职责是维持“法定货币”正常行使法定功能，确保币值稳定和货币秩序，因而，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协调机制。

　　承认这一现实，更有利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使政府在保障经济运行秩序上能拿捏得恰到好处。恐怕不会有谁否认，纸币与公债都是中央政府的负债。那为什么针对公债发行的财政政策，不管是经济理论还是一般舆论，都不会拿出“独立性”的要求与标尺，而对有关货币发行的货币政策，却要强调“独立性”呢？其实，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同属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决策无不是一个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正因如此，没有哪个现代政府不是统一协调而灵活运用这两个政策工具的。否则，只能增加政策运行成本，降低政策效率。

　　自从1971年美元同黄金完全脱钩以来，无论谁担任美联储主席，都不可能不受华盛顿主导政治力量的影响，并服从其指导。最起码，其决策行为也必须得到白宫的认可。

　　强硬的沃尔克在上世纪80年代统领美联储实施紧缩政策，那也是为了整个联邦政府实现抑制通货膨胀任务的一部分。长袖善舞并被捧得欲醉飘飘的格林斯潘，不管是连续上调还是下调利率，还是在其整个任期内所发的纸币超过了任何一届主席，甚至比美联储成立到其就任前所累计发行的纸币还多，也无非是为了迎合华盛顿的统一政策要求。在过去两年多里，伯南克掌控的美联储从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首次开设贷款窗口，对各家商业银行或保险金融机构安排特定流动性支持，担保或直接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与股票，到直接购买财政部国债，甚至请求财政部根据补充性融资计划（SFP）发售特别国债，无一不是与财政部长并肩携手，贯彻白宫对付“百年一遇的”金融经济危机的政策意图。在这次危机中，美联储究竟是否独立，底牌早已亮出。

　　从这一角度看，不管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如何抨击凯恩斯主义学说，实际上，两者本质没什么不同。无非，一个强调增加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抑制萧条，一个主张增加货币发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更能抑制萧条。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政府行为，因而两种理论都是主张政府在危机与萧条期间加大干预。

　　你看，这里还存在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吗？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